法国巴黎不眠的那些岁月（1968年5月）
法国巴黎总是那么容易引人注目，一旦有大事发生，总会让世人关注和思考。在1968年5月，那里也是全球瞩目的焦点，似乎毫无征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那是法国巴黎不眠的岁月，永远改变了法兰西。
1968年的5月革命是法国社会的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种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这场震动几乎把欧洲最具威严的法国政府推翻了。
1968年3月18日侵晨，一队左派学生为抗议美国的越南战争，用小量炸药炸开了美国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环球航空公司的巴黎办事处的玻璃窗。警察拘捕了这两名青年和三名中学生。3月22日晚上，在巴黎大学的南泰尔分校的学生举行了一个会议，抗议逮捕这些人。
很晚时候，在听完学生领袖演说之后，有一群示威者涌上校内的钟塔大楼，一路把锁了的门撞开。然后他们坐了下来，越来越兴奋地而且有目标地进行讨论直到深夜。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团体，后来以“三二二运动”的名称闻名世界。
为什么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在1967至68年的冬天成为法国学生风潮的中心呢？学生最需要的，是迫使国家站在和他们同等地位上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愿望未必总是自觉的，但它是造反的深刻动机。许多大学的校长像是巴黎派来的严厉的养父；许多教师摆着教授架子，要人家听从，而拒绝交换意见，这就是学生愤激的一部分根源
巴黎五月革命异乎寻常的特点，就是造反者的年纪非常轻，许多是中学生。革命思想对十几岁的少年群众的广泛影响，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无从比拟的。诺曼底某一城市，有个十五岁的女学生，已经做了六个月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却完全没有引起父母的担心。
政治征服了法国年轻的一代，吸收了他们的精力，而在别的国家这种精力是用来制造模型飞机，玩业余无线电台，追求歌星，或者打球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五个抗议越南战争运动而采取过激行动的青年的被捕，引发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但是它就是来了。
五月间从法国大中学校里溢流出来，势将冲倒国家制度的那场洪水，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之外生长起来，并且是反对它们的。 总而言之，这次火山爆发表示各政党已经不能掌握青年了。
与大部分教授不同，在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中，萨特此刻变成法国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提起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中国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都是我们中国知识人熟悉的作品。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萨特，正如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毛泽东一样。
得诺贝尔奖不容易，得了诺贝尔奖还不要的，古往今来他是第一位！谁啊？萨特！萨特不仅是哲学家，他还是文学家。萨特的文学成就，让他拿到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萨特骄傲地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
更有意思的是，萨特还是法国思想界的左翼精神领袖，是毛泽东终生的铁杆粉丝。萨特曾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但他终生坚持左翼立场和信仰社会主义。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来北京参加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中国访问达45天之久。
1955年11月2日，萨特回国前，他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欣欣向荣的国家。萨特和波伏娃的言论及文章在西方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扩大毛泽东中国在当时西方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官方在1960年代开始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的萨特对此并不介怀，相反依然对毛泽东的中国充满敬意，毛泽东则代替斯大林而成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新偶像。法文版毛主席语录成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心灵鸡汤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所言：对于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一代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烙印。
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法国青年的“五月风暴”运动，他帮助学生们办左派报纸，这些左派报纸上的标题颇具中国文革特色：“老板该给关起来”、“议员该私刑处死”、“永远消灭资产者”、“人民战争万岁”……“五月风暴”高潮中 ,萨特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 ,支持左派学生。
西方的左派学生有了新的偶像。现在人们注意力的集中点是“第三世界”：托洛茨基派，毛泽东派，格瓦拉派。
当时西方学生团体风起云涌：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革命学生联合会，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英国激进学生联盟，美国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加拿大青年社会主义论坛，加拿大魁北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西德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意大利镰刀铁锤社，比利时社会主义青年卫兵，......
1967年3月，曾有以上十二个派别的青年团体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制订共同的战略，并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他们的力量不可视作等闲，这些有坚韧的领导力的坚强核心，也就是那场几乎使戴高乐将军倒台的地震的引发者。
这里要特别提到那批亲华的战士。他们在1966年11月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联盟，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
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这个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联盟，他们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几十名战士放弃读书而进工厂工作。他们等于是毛泽东派的工人神父。在五月革命里，他们扩大了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
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当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法国政府压制时 ，萨特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他还是挺身而出 ,保护这家“毛泽东主义”的刊物 ,甚至亲自上街去叫卖《人民事业报》，其照片遍登法国各大报。
它们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国际阴谋的结果，而是因为西方许多青年人都自发地得出这样一种见解： 他们父母的世界应该接受一番相当猛烈的政治外科手术。
法国的全国越南委员会和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这两个都是青年激进舆论的重要的发动者，自然是精神上的姊妹。
当时西方学生团体，都是在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之外生长起来，并且是反对它们的。总而言之，各政党已经不能掌握青年了。
西方的左派学生运动只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就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反美抗议的语言。
这些法国学生领袖们要站着也能够思想，说话又要天使般动人。他们必须既是内行的理论家，又是军事策略家。因为街头是他们的论坛，所以他们与其说是像国会文员，不如说是像帮会领袖。
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
巴黎学生保卫校园过程中砍倒两旁街道的树木当做屏障
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
老人身披国旗，在街头静坐声援学生运动
萨特的言行像旋风一般影响着“五月风暴”。法国舆论普遍认为“五月风暴”简直就是一场“萨特的革命 ,戴高乐的麦城”。
巴黎一家餐厅的厨师声援学生运动
这次法国的文化革命造成了1000多万法国人被卷入，1500万工作日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的下台，5人死亡。
萨特名言：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可以光芒万丈。
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
“五月风暴”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表现、反思“五月风暴”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1970年代初的《妈妈与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上世纪末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
“五月风暴”与其说是“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成功的改良”。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五月风暴”的成果开始显现：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中等收入阶层。
“五月风暴”改变了法国的历史风尚。用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的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法国青年的“五月风暴”运动，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则远非物质与金钱所能衡量的。
萨特的葬礼 1980年4月萨特逝世，约六万法国人自发参加萨特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