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武威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大跃进影响的显现和经济困难的出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中央部署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战略。为实施这个战略，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
1962年底至196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当时，在农村开展的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小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的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大队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多次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1963年3月，武威县委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安排意见》。从3月下旬开始，全县在143个三类大队、698个生产队中开展了社教运动。在运动中同时清理出全县1614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中，有3889名就有贪污和多吃多占行为。通过查帐和清理退赔，共退赔粮食88336斤，人民币453941元，布6209尺，羊420只，收回社员多占的土地84076亩。在城市进行的“五反”运动中，首先从粮食系统和生产资料站、工交运输公司、五金公司等单位进行，并对发现的各类问题分别进行了处理，1964年初开始，全县“五反”运动又在农林系统、财贸系统的94个基层单位中进行。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夸大的估计，规定了“四清”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会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决定》的要求部署运动，进行试点，全国开始掀起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颁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四清”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认为运动“点面结合最为有利”，决定向群众宣传两个文件。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解放军、各地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1963年8月中旬至9月底，武威县委分别召开了常委会议、全委会议和四级干部会议，认真系统地学习传达了《前十条》《后十条》和省委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11月至12月，全县范围内继续开展了宣传学习《前十条》《后十条》的活动，有40个公社分别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人数达14301人，社会主义教育宣传活动在全县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从1963年8月开始，武威县委抽调686名各级干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到羊下坝、金羊、金沙、新鲜、和平、和寨、中路、丰乐8个公社和大河、同心两个大队进行了社教运动试点工作，同时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郭毓芬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试点工作。这次试点仍进行的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小四清”运动，截止1964年5月，参加武威县 “小四清”试点运动的各级干部346人、积极分子340多人。
截止1963年底，武威县社教运动中训练生产队长以上干部20035人、贫下中农积极分子6282人，整顿了“四不清”的大队105个，生产队629个，狠刹了单干风，收回多划的自留地89156亩、抢借种地2365亩，交回农具940件、牲畜77头。“四清”中退出粮食37696斤、粮票4700斤，其它物资折价15万多元，清油1371斤，棉布3607尺。布票13067尺，羊571只。运动中有126个生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有23个公社53个大队249个生产队主动进行了“四清”。
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同时，毛泽东提出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之一。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后十条》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据此，甘肃省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年10月，从武威县抽调一批干部到民乐县开展社教运动。
1964年12月1日 武威县委发出《关于和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四不清”干部徐成生等打击报复现行反革命事件的处理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和寨四队贫农社员徐主生为人公正，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在“四清”运动中同“四不清”队长徐成生、副队长张龙生、保管员张万国偷分集体粮食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到队长徐成生等的报复。“四清”工作组为了伸张正义，于11月23日在该队召开了由县、区、公社、大队干部群众及“四清”工作组4000多人参加的批判斗争大会，并拘留了徐成生等4人。同时，县委发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四不清”干部和其他坏分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等行为的指示》，要求贯彻执行。12月19日 武威县在羊下坝公社召开有2.1万多人参加的逮捕“四不清”干部勾结四类分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贩卖人口犯大会时，发生踩死群众7人、踩伤16人的严重事件。不久，县委就此事件分别给省、地委作了检查报告，省、地委分别转发了县委的检查报告。
1964年12月25日至1965年1月3日，武威县委召开了有1372人参加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讨论了社教运动，总结交流了贫下中农搞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二十三条》还规定，今后城市、农村的社教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到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武威地委决定在武威县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从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5月近一年时间，由中共武威地委抽调专区所属各县干部6300多人组成“四清”工作团开展工作。1965年9月，省、地抽调6376名各级干部、农村积极分子组成武威县“四清”工作团，在永昌、新华、清源、西营、高坝、大河、丰乐及城市组成8个分团，在8个分团所辖的34个公社、2个街道设立工作队，开展“四清”运动。运动开始前，对工作队员进行了培训，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通过学习队员们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此，武威县社教工作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1966年上半年，第二期社教运动在其余18个公社及城市党群、工交、财贸系统进行。
这次运动规模大、范围广。城乡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派有工作组，全县分两期进行“四清”。每期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全面“四清”；对敌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整党建党，进行思想、组织、生产建设等三个阶段。运动中，利用大小会议，开展了大诉（诉阶级苦）、大比（解放前后对比）、大挖（挖资本主义根子）、大反（反和平演变）、大揭（揭干部懒、馋、占、贪事实）活动。同时，对干部状况进行了摸底排队，对揭发出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处理。据统计，全县农村干部2.42万人(其中脱产1315人)，好的占48.7％，比较好的34％，“四不清”干部占13.9％，性质严重的3.4％，受到各种处分的486人。落实退赔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现金189万多元，粮食564万多斤，其它实物折价27万多元。运动中全县处理各类人员789名，其中国家干部369人，内中有203人分别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精简、退职等处理。在“四清”运动的整党建党中，在生产小队干部中全部配备了政治队长。
经过揭发、批斗，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并补划了漏网地主、富农和纠正了错定的反革命分子及坏分子。运动中补划升高各阶级成份536户，给337名地富成员戴上了“四类分子”帽子。
运动后期，经审查教育、鉴定登记、全面建设等程序，进行整党建党。据统计，公社党委好的4个、比较好的19个，占党委总数的67.6％；党支部好的23个、比较好的203个，占党支部总数的65.3％；党员好的209人、比较好的2532人，占党员总数的66.7％。根据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受党纪处分者393人，暂缓登记者490人。吸收新党员2984人，团员1.15万人。选拔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1.57万人，其中新进入基层领导班子人数占50.2％，贫下中农占84.1％。
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1966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不能充分发动群众，解决根本问题需寻找新的方法，于是，“四清”运动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
1967年2月1日，武威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的精神，决定撤销武威县“四清”工作团，“四清”运动至此结束，全县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主要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一开始是按照走群众路线，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方式发展，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的增产节约三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 但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就事实上剥夺了群众的参与权，把群众放到了运动的对立面，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历时四年，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尽管它对改善干群关系、改变干部作风和加强社、队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夸大了敌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正确政策、措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又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