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某公司经常加班，然后有个人猝死了，后来来了一个妹子，坐那个位子，大家都没告诉她上个员工猝死的事。某天晚上加班，妹子有段代码不会写，就让男朋友远程帮忙写，然后去吃饭了。然后，产品经理路过她位子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电脑，发现电脑在自动一行一行的写代码。第二天，那个产品经理就辞职了。
看完这个段子，估计大家都会忍俊不禁。这里也不是说技术和产品之间的问题，而是说明一个目前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加班情况日益增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开发人员，常常为了改bug，新产品上线发版，熬夜加班加点；也有商务人员为了谈成公司合作，陪客户吃饭喝酒聊业务到深夜；更有许多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当天的指标任务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加班，这种情况太多了，太普遍了。
谁会愿意加班？但是如今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让我们不得不去应对这些高负荷的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体质又不一样，长期以往谁又能吃得消呢？在工作和加班过程晕倒，身体出现毛病是常有的事。对于有社保的职工来说，就算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病有医保，受伤有工伤保险。但是没有社保的人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公司人性化一点给点补助，要是不理你，估计你也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跟公司争论，只能哑巴吃黄连。
世上没有完美的事，不要以为有了社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近期，工伤保险条例中这样的一条规定引发热议，众人纷纷要求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整修改。条例中“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个条例看似没有什么毛病啊，但为什么会被众人所诟病？
据媒体报道，上个月，深圳某企业员工家属童先生妻子在工作中突然晕倒，被送入医院进行抢救，诊断为脑死亡之后依然继续坚持治疗，由于其妻子的法律认定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无法被认定为工伤。因此，童先生与深圳市人社局打起了官司。最终结果出人意料，童先生的诉讼请求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驳回。
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庭审上，童先生一方认为，在程女士的抢救过程中，医生在48小时内已经多次告知家属，程女士脑出血破入脑室，脑疝形成引起脑干反射消失，已经没有实际的抢救价值，临床上可以宣告死亡。但童先生对于亡妻的多年情分实在难割舍，膝下的幼子也难以接受自己的母亲突然离世。童先生在已知道没有抢救价值的情况下，本能作出坚决要求医生继续抢救的决定，致使医生宣告临床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但被告深圳市人社局却依然认定程女士在车间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超过48小时”才死亡，作出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伤认定的行政决定。
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伤，对这样的认定标准，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公众也很难理解。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这起案件中家属因坚持治疗而超出了工伤认定时效不同，在不少案例中，用工方利用这一规定逃避了赔偿。例如，2012 年，51岁的建筑工人尹广安工作期间因脑溢血送医院，入院6个小时后，医生就宣布其脑死亡，但劳务公司要求医院全力维持尹广安生命以超过48小时期限。最终企业逃脱了赔偿。
工伤如何认定，不仅成了企业和员工利益的博弈，也成为立法者对双方利益均衡的把握。认定标准过松，难免给“骗”工伤的人有了可乘之机，加重企业负担；认定标准过紧，则可能使职工正常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48小时认定时效可视为一道“硬”标准，确实很难钻空子。但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医疗抢救本身的复杂性，比如救治条件不同，医疗设备是否完善，对死亡时间都会产生较大影响。让死者家属陷入“要赔偿”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背后蕴含的伦理风险和道德困境不容小觑。
面对这种情况，已有城市走在了前面。有媒体报道，厦门就曾出台过相关规定，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给予办理工伤手续。但是这样局部性的小范围调整并不能阻止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现如今需要做的是，把对“48小时条款”的修改提到日程上来，让更多的参保人享受到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文：公子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