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我们把历史上的这一天称为日本侵略者的“受降日”，日本国内也有称“终战日”的。现在有人提出，应当在这个“受降日”进行一些纪念活动，来加深对第一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印象。
从我的角度而言，作为中国人来进行纪念日本侵略者的“受降日”是不明智的。“受降日”属于日本，中国人纪念的应该是“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等。因为作为一场战争，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如果需要进行纪念的话，战争结束的日子应该是由发动方进行的，是对所承担的战争后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与此相对的是，战争开始的日子如果需要纪念的话，则是由被动方进行的——这是因为被动方在纪念战争后果的同时需要有对战争原因进行总结的因素。
日本法西斯在第一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主动侵略的一方。无论从日本人民把“受降日”视为战争灾难的结束的角度，还是从法西斯残余把“受降日”视为冬眠潜伏的开始的角度，都是有必要进行纪念的。
相反的，如果日本人在“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等战争起点进行纪念活动肯定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法西斯残余。而中国人如果要在“受降日”进行纪念的话，除了汉奸、无良商人以外，就实在有点啼笑皆非了——当有人把反法西斯的战争本身视为灾难，就完全混淆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与非、对与错、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忽视了正义的革命战争背后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是一个糊涂的和平主义者。
由此引申出，任何纪念活动根据组织者立场、目的不同，所选择的方式方法也完全不同。任何一个主动实施的行为无论后果如何，都以结果之日为纪念，成功的有青藏铁路的通车等各种工程的完成为例，失败的有美国航天飞机的坠毁为例；相反，任何一个被动应对的行为也无论后果如何，也都以发生之日为纪念，成功的比如纪念唐山大地震就是以被动应对地震（包括地震后抢救以及地震重建）的发生之日为纪念，纪念的是上下一心的团结精神、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失败的比如“皖南事变”。
这些都是关于事的纪念，最后讲一下关于人的纪念。
关于人的纪念是最简单的，从普通人到伟大人物都是用忌日进行纪念，意喻“盖棺定论”。人的一生，只有结束以后才可以完整地评论功过，所以在每年的忌日进行纪念是非常公允的。而只有在伟大人物中属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贡献的领袖级人物，才有必要对诞辰也一并进行纪念，意喻“历史的车轮开始了转动”。尽管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当我们站在那些巨大的功绩面前都会无不信服地赞叹“这是如此形象地比喻”。比如世界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斯大林，区域级的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金日成、玻利瓦尔，等等。
近来一些死得不甚光彩、历史上又不干不净的反面人物做不得忌日，倒像模像样地做起诞辰来，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徒遗笑柄。
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