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的回忆
□ 湖 山
01
我当知青时，遭遇过一桩冤案，我曾被人怀疑为偷猪贼。
那是1973年的正月，离春节还有几天，农村的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炒薯片、做米糖，准备欢欢喜喜地过新年。
此时副业队所在的赶车垅，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一户社员的猪圈遭劫，一头一百多斤的猪突然就没了。头天晚上他还喂了猪食，估计再过几个月，这头猪就可以出栏了。
当时的农民没什么收入，除了赚工分就是养猪。一头猪养到这么大不容易，丢了就是重大损失。
队上的人都去猪圈看了，我没有回家过年，也跟大家一起去看了现场。猪圈的门倒了，垫栏草皮上有一些血迹，猪圈内外还有一些小小的碎肉。
很多人认为，猪是被野兽吃了。那个猪圈不大，建在村外的菜地旁，菜地在一个小山包上，后面是一大片树林，猪圈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招来野兽的。地上的碎肉，也像是野兽撕咬时掉下的，看不到刀具切割的痕迹。
也有人认为，猪可能是被人偷走的，因为这里是丘陵地带，没有大的野兽，只有一些豺狗出没，一两只豺狗不可能把一头猪拖到很远，而且吃的这么干净，除非来的是一群豺狗。
当时公社没有派出所，社员也没有报案，只是把这件事报告了大队。大队的治安一向很好，没有发生过失窃案件，出了这样的事，大队是非常重视的。
02
过年之后，我去了一趟南昌，处理了一些家事，不到三天就回来了，没想到这次外出，竟然让我摊上了大事。
我从南昌回来后，感觉队上的气氛很吊诡。大家都用一种异常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变得很陌生了。你跟别人打招呼，也没有人理你，似乎有什么事得罪了他一样。过去我在队上的食堂吃饭，身边坐满了人，现在大家都离得你远远的，好像你得了什么传染病。
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下午，副业队召开社员大会。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营长都来了，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次会议非比寻常。
果然不出所料，大队治保主任在会上说：根据群众反映，猪圈丢失的那头猪，不是被野兽吃了，而是被人偷走了。你们副业队有人内外勾结，把那头猪偷去过年了。这个贼不但偷了猪，还偷了食堂的辣椒，他是偷辣椒去炒肉吃。
他在会上动员大家检举揭发，检举有功者大队予以奖励。然后又话锋一转，用严厉的口气强调：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件事是谁干的，最好自己主动站出来坦白交待，如果拒不交待，我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治保主任的话音刚落，大家的眼睛齐唰唰地望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个偷猪贼，一瞬间我就成了人民公敌。
这种眼光简直可以杀人，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冲着社员们大声吼叫：你们有病啦！都看着我干什么，不认识了是吗？谁是偷猪贼把他揪出来，别这样疑神疑鬼的！
治保主任有点尴尬了，把谁揪出来啊？手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不敢点名道姓，猪究竟是不是被人偷了，也还只是一种怀疑和猜测。
仅凭一点怀疑猜测，就大张旗鼓地开会，言之凿凿地说偷猪的人就在副业队，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其实，这个会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他们想通过开会，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希望有人提供线索，再就是形成一种震慑，让嫌疑人自己坦白交待，只要有蛛丝马迹，社员大会马上就可以变成批斗会，批斗完了让民兵把人带走。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既没有人出来检举揭发，也没有人主动坦白交待，所谓的嫌疑对象，不但不低头认罪，而且气焰还十分嚣张。
来开会的社员，完全搞不清状态，以为大队已经掌握了证据，要治保主任把证据拿出来，把偷猪贼抓去法办。
没有证据他敢抓人吗？嫌疑对象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抓错了人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他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讲了一些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之类的套话，社员大会就草草收场了。
03
开完社员大会，回到知青点，知青们有些忿忿不平了。
为什么大队出了事，总把我们知青当嫌疑对象？
我们大队的知青，一向遵纪守法，从来没有偷鸡摸狗的现象，也不结交不三不四的人，凭什么往我们头上扣屎盆子？
前段时间，大队一台拖拉机去南昌，被人偷掉了高压油泵，起初有人也怀疑是知青干的，因为那时有知青回了南昌。后来实在是拿不出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那次大队的拖拉机去南昌，我们知青根本就不知道。知青里面也没有人懂机械设备，连什么是高压油泵，是干什么用的都不懂，居然也被人怀疑上了，好像知青点就是贼窝似的。
这次又来这么一出，想像还十分丰富，连辣椒炒肉都想出来了。
其实食堂的辣椒就挂在屋檐下，一串也没有少，只是让贪小便宜的人摘了几个辣椒。如果要炒一百多斤猪肉，一定会把那几串辣椒全部拿走，而不是只偷那么一点点。
再说知青点也没有锅灶，都在副业队的食堂吃饭，就算是有肉有辣椒，也没有地方炒去。
大家认为，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必须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清白，还要捍卫下放知青的名誉。
04
我去找大队治保主任，他见了我扭头就想溜。
我拦住了他的去路，对他说：瘦猴子，你给我站住，你凭什么怀疑我是偷猪贼，你今天必须拿出证据来？
治保主任说：我没说你是偷猪贼，我又没有点名道姓。
我对他说：看你那个猴样就不像好人，你甭跟我来阴的，你在会上是没有讲，但是你在会下讲了，你在副业队造谣诬陷，现在你跟我上公社去说清楚！
治保主任极力抵赖：我讲过吗？您听到我跟谁讲了？
我揪住他的衣领，警告他：瘦猴子，老子是红五类，不是阶级敌人，你无中生有，制造冤案，我不会放过你的。反正老子光棍一条，还怕拼不过你这拖家带口的！
看到我有些杀气腾腾，治保主任撒腿就跑，他知道下放知青不好惹，如果激化了矛盾，很有可能把他一家给灭了。
他真的害怕了，赶忙跑去大队报告，说我要找他拼命。
05
大队支书找我谈话，把我叫到了他的家。
谈话是很随意的，支书一边在烧火做饭，一边跟我聊今天发生的事。
支书说：你有怨气可以理解，但威胁大队干部是不对的，他跟你无怨无仇，他是在执行大队的任务。
我说你们无凭无据，就怀疑我是偷猪贼，还要开我的批斗会，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要向县知青办反映。
支书告诉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因为别的知青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你没有走。过完了年，你反而回了一趟南昌，所以我们就觉得，你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明白了他的话，根据他们的推测，我不回家过年，是为了留下来作案。我过年后去南昌，他们认为是去与同伙分赃。
这世上的许多冤案，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推测中造成的。
我告诉支书：我没有回南昌，是因为我在南昌已经没有家，我一家人都下放去了赣南，赣南离这里一千多里地，交通又不方便，我回去一趟很困难，才留在大队过年的。
我过年后去南昌，是处理一点家务事，我家的房子被人占了，我父母要我去南昌交涉。
听了我的解释，支书也觉得这里面有误会。
我说，你们不仅误会了我，而且也误会了大队的知青。我们来这里插队几年，大家都表现很好，盼望着尽早调离农村，谁会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来？完全不合情理吗！
支书还告诉我：下午大队干部开了会，认为这件事不是你干的，你一个城里来的知青，没有本事干出这种事来。如果那头猪真的是被人偷了，那么这伙偷猪贼里面，一定有一个杀猪的屠夫，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得这样干净利落的。
我对支书说，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你必须给我平反昭雪。
支书对我说：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又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谁说你是偷猪贼，如果肯定了猪是你偷的，你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吗？
我说：支书大人，你知不知道，这事在副业队搞得沸沸扬扬，你叫我今后还怎么在这儿混？这不仅有关我的个人清白，还关系到下放知青的形象。
支书最后说：我代表大队先向你赔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你受了冤枉。然后我会派人到副业队去，向社员们作出解释，这样就可以还你的清白了。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你一个下放知青，在大队支书的管辖下，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讲条件。
06
支书虽然平时威严，但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一向说话算话，第二天就把副业队长叫到了大队，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副业队长回来后，转达了大队支书的意见，说要我不要背思想包袱，过去是怎样的，今后还是怎样。
副业队长也跟我说，当初开社员大会，他就是不同意的。一是没有任何证据，二是他不相信我是这样的人。
治保主任也来了一次副业队，向队上的人作了一些解释，并个别向我道了歉。他说自己没有头脑，工作方法简单，要我不要记他的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从这以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这时副业队就有人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一个南昌下放知青，哪有本事偷走一头猪，你就是送他一头猪，他都没有办法弄走。
还有些人说了，我当时就认断，那头猪是野兽吃了，有些人就是不相信，别说是一百多斤的猪，比这还大的猪都遭过野兽。
那头猪到底是怎样丢的，可能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事情虽然过去了多年，但对我的伤害至今难忘。
我们从城市来到农村，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为什么总有些人对知青另眼相看，不把你往好处想，总把一些坏事与知青联系在一起？
比起有的知青，我算是幸运的，我虽然被人怀疑、被人冤枉，但我洗清了冤屈，还回了清白。
我可以挺直腰杆做人，因为我不是偷猪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