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族与东汉皇权政治

来源：华拓网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中文摘要

东汉西北大族的代表人物是两汉之际兴起于陇西、河西一带的马氏、窦氏、梁氏。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上对东汉王朝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群体多有研究，论著颇丰。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多停留在对单个人物和家族的讨论，对这一群体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尚缺乏。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突破具体现象的局限，从东汉皇权政治的属性及西北大族与皇权的关系入手，试图探寻西北大族在东汉长期秉政的线索、原因及对东汉中央政权发展、演变的影响。

东汉西北大族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在两汉之际及建武年间的统一战争中崛起；二、在后妃干政的永平、建初及永元初年逐渐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三、在外戚擅权的东汉中期达到全盛；四、随着宦官的坐大和外戚的衰落而没落。西北大族在东汉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政治矛盾的焦点。东汉的后妃干政、外戚擅权都始于西北大族，外戚政治更是在西北大族手中到达巅峰，宦官的崛起也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北大族内部分为马、窦两大集团，窦氏及其追随者梁氏更多的脱离了地方，依附于皇权，而马氏则是关中地方势力的代表。窦兴马衰的结局说明西北大族必须依靠皇权生存。

皇权的异化是本文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始于钱穆，栾保群、宫廷威及王林子等作了进一步阐述，本文则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具体化。在这一体系下，皇权被视为更加广义的概念，狭义的皇权则称为君权。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限，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能力的差距必然出现，这种差距会导致制度赋予君主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出现君权与皇权的背离，即权力旁落、外戚宦官擅权的局面，这便是皇权的异化。皇权异化理论的重要意义是将君权的衰微与皇权的衰落区别开来。长期以来这两种概念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即便君主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对全国的控制力依然可以加强，围绕君权的皇权参与者同样可以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

皇权的异化在历朝历代都有体现，于东汉则在西北大族崛起、干政及衰落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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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由于西北大族自明帝起便是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异常密切。一旦皇权出现异化，他们便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窦宪、梁商等人主政之时，东汉王朝在君主无权的情况下取得的巨大发展，外戚擅权过程中加强的侍中制度、内朝制度被后世王朝作为巩固统治的政治基础，也对皇权异化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东汉，西北大族，外戚，皇权政治，皇权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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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tim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northwestern clan is the regional political group which around the various forces in the Longxi and Hexi area in the northwest. They had a series of effects in the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cultural and ethnic relation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cademic scholars on the subject of this group are very concern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However, in general terms, these studies are mostly single; they all stay in the figures and discussion of a single family. The subject that been considering as a regional group of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s also difficulty. This writing method i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summarized articles, refined faults, and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problem. It’s based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mperial politics and the relations that between Northwest Han with the imperial power; attempting to summarize the clues and caus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northwestern cla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First, One branch had been raised in the occasion of the Han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war in Jianwu period. Second, at the period of Yongping, Jianchu and Yongyuan dynasty, this branch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political force. Third, The branch had been raised at the middle period that the Dukes good at the right. Fourth, the branch of had declined with rising of eunuchs and declining of the Dukes. Each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northwest Han are the focus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is phenomenon that concubines and Dukes interference in domestic affairs, had all began in the northwestern clan. Dukes’ politics is to reach its peak in the Northwest Han period. The rising of eunuchs is also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is. Interior had be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a clan family ,Dou clan family and his followers that attached to imperial power had been left out of this place. And Ma clan family was the local forces in the behalf of the relevant. This outcome shows that the northwestern clan must had been survived rely on imperial power.

The alienation of imperial power is an important point of this article, this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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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s with Qian Mu. Luan Baoqun, Gong Tingwei and Wang Linzi has been further elaborated, this text will b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concrete. In this system, the emperor was regarded as a more generalized concept; the imperial throne is named as narrow. As the limitations of centralized feudal despotism, System designers and implementers inevitable gaps in capacity. This gap causes the system to give power of the monarchy can not be guaranteed. So there's departure from the monarchical and imperial power, that power changed hands, because Dukes eunuch without authoriz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is is the imperial power of alien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the decline of monarchical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power to distinguish. For a long time the two concepts are confused. Indeed, even the sovereign is not entitled to state, imperial control over the country still can be enhanced around the monarchical power of the imperial power players can also play a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imperial power.

Imperial power of alien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dynastie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very significant. The northwest Han got the identity of Dukes in Yongping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exceptionally close with the imperial power. When the alienation of imperial power occurs, they become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When Dukes as Dou Xian and Liang Shang who ruled the country, tremendous development had been made in the condition of weak monarchical. Sijung and cabinet systems developed into political bases for the future dynasties. All These things provide supports to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of imperial power.

Keywords: Eastern Han Dynasty, Northwest Han, Dukes, Imperial Politics, the

alienation of imper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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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选题依据及价值

本文对东汉时期的西北大族的兴衰历程及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东汉西北大族，即东汉时期以西北边陲凉州为根基的若干家族组成的政治势力。这些家族中最主要的代表有马氏、窦氏和梁氏。

东汉史的研究一向是秦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臧云浦先生在《深入广阔地开展东汉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多年来人们对两汉史的研究，往往多致力于西汉，如研讨制度、评论人物、分析战事等方面均有许多成绩，而对东汉史则着手过少。其原因虽有客观的，如文献不足，前人留下的成果较少等，但主要是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即认为东汉在各方面不及西汉。”①周天游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中分析秦汉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时也提到，“秦汉史研究中，东汉史研究始终薄弱这个环节，也终20世纪不得解决。”②

对东汉西北大族的研究尤其不足。当前的研究，或是在研究外戚、后妃干政时部分涉及，或局限于家族、个人是非成败的探讨，很少注意到马、窦、梁三族作为西北大族这一特殊政治群体的共性和特殊性，更加难以触及这一集团内部的矛盾。对他们与皇权关系的研究，也仅有一些零散的论述。对于这样一个与南阳、河北集团并列的区域政治集团，竟然没有完整、系统的研究，显然是值得深思的。

西北大族作为东汉三大区域政治集团之一，其本身便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于他们与皇权政治关系的研究也必须建立在对西北大族及其内部各家族的兴衰历程与内部结构之上。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东汉王朝是以关东地主集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然而身处关中的西北大族却能够长期把持中央政权，东汉六位临朝太后，西北居其三，八位大将军，西北居其四，这中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以及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是十分值得探讨的。西北大族长期作为外戚参与政治，因此，在对东汉外戚、宦官交相秉政及外戚、宦官、士大夫

①②

臧云浦：《深入广阔地开展东汉史研究》，《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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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关系的研究中，西北大族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皇帝、外戚、宦官、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关东地主和关中地主的矛盾是贯穿东汉政治史的两大矛盾，西北大族在这两大矛盾中，分别扮演了外戚和关中地主的角色，这就使他们成为矛盾的交汇点，也就成为破解东汉政治密码的关键。

本文着重探讨了西北大族内部的联合、斗争以及皇权与这种斗争的关系。这对研究东汉皇权政治的运行模式，以及东汉外戚、宦官干政，进而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权力运行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上几点使对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也是这一选题的依据和价值所在。

二、学术史回顾及研究现状

东汉之后，围绕西北大族及其各个家族，史家多有论述。近年来的文章亦不罕见。如对马援、窦融、窦宪、梁冀等人的研究以及马氏家族、窦氏家族的探索。然而，整体而言，目前的成果多集中于对某个人物、家族及其某个方面的特征的探讨，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对西北大族与皇权的关系研究的不够深入，在有的方面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如外戚究竟代表世家豪族、后权还是皇权。总之，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有欠缺，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

现有的专著于凉州、河西地方史颇有建树，其余则少有涉及。张灿辉的《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出版）是一部全面介绍凉州地区政治历史的著作，对凉州地方势力在东汉一朝的发展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强调了“羌祸”对凉州政治势力的影响。类似的著作还有高荣著《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不过高书论及的区域较小，包含的政治势力也仅有以窦氏家族为核心的河西集团。

与东汉西北大族有关的论文虽多，然从整体上系统论述的较少，且时间跨度有很大的局限。这些文章包括尤成民的《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杨龙的《新莽末、东汉初西北地区割据势力研究》（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和裴永亮的《新莽末期东汉初期西北豪强割据初探》（《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文章论述了西北各势力在两汉之际对东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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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不同态度，并对他们的时代、社会、经济和地域基础进行了论述。至于东汉统一后相关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未有涉及。

局部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家族、家族中的男女成员和各集团的斗争。家族方面，虽然马、窦、梁三大家族都有论及，但是除了窦氏之外，对其余家族的研究还很薄弱。关于马氏的文章有吴桂美的《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篇，文章分析了马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以及从豪强世族向文化士族转变的过程，认为皇权的压力和儒学的发展是东汉众多豪强家族发生类似变化的原因，并提出士族化使东汉前期的外戚豪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的观点。研究窦氏的文章较多，其中从总体上把握家族历史和特征的文章有王丹的《东汉窦氏家族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全面探讨了东汉窦氏家族三起三落的历史，论述了窦氏家族对于东汉政权的重要作用，并从世家大族的发展、与皇室的联姻和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三个方面分析了窦氏家族兴盛的必然性；张芙蓉的《皇权下两汉窦氏家族研究》（《沧桑》，2008年第2期）不仅对窦氏家族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皇权是封建社会唯一绝对权力的观点，外戚只能是皇权的暂时代理。刘光华的《东汉窦氏家族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1996年第5期）探讨了窦氏家族对地方的贡献。对梁氏家族的研究虽有薛正昌的《东汉豪族梁氏述评》（《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分阶段介绍了梁氏家族自梁统、梁竦至梁商、梁冀在东汉的兴衰过程，并做了简要的论述。

对家族中男性成员的研究仍集中于马氏和窦氏。其中马氏以马援为主，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对马援的生平的介绍主要有孟祥才的《论马援的悲剧》（《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文章对马援的事迹和精神进行赞赏，也对他死后仍受诬陷和迫害表示了不平；对马援平定和建设西南的各种问题的考论，有郭振铎和张笑梅的《伏波将军马援与二征起事的若干问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陈曼平的《从历代古诗文歌咏马援看“马援南征文化”的积极内涵》（《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3期）以及施铁靖的《马援在广西》（《河池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试论马援南征的意义》（《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试论马援对古代民族地区的贡献》（《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三文；此外，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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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马援政治才能初探》（《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和《马援军事艺术略论》（《河池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两文对马援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进行了述评。因为经学上的造诣，马融成为马援之外家族中备受关注的人物，但多数研究与皇权政治并无直接联系，这里不再赘述，仅有万青的《马融飞章诬李固及其原因》（《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对马融受梁冀指使而诬陷李固之行为进行的分析，与东汉中后期的政局紧密关联。

窦融、窦宪占据了窦氏家族研究的主要视野，而对家族意义同样重要的窦固、窦武却少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史学界对窦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两汉之际窦融经营河西、促进统一，有薛英群的《新获居延简所见窦融》（《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王震亚的《窦融保据河西与东汉王朝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何双全的《窦融在河西》（《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李宝通的《顺逆殊路功罪异途——窦融与隗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和包随义的《乱中求治，坚持统一的窦融》（《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刘光华的《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这些文章认为，窦融在河西卓有成效的经营以及主动与东汉王朝接触的政治态度，加速了全国的统一，拥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二，窦融高明的政治谋略，有谢道光的《窦融谋略谈》（《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根据窦融在两汉纷争之际退保河西、一心归汉，以及到洛阳之后谦恭贬抑、知足而止等表现的归纳，综合论证了窦融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也懂得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

窦宪是窦氏家族的另一个热点。罗炳舟、赵建邦的《“籍外戚之权，掌国家之柄”的窦宪》（《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归纳了窦宪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及其悲惨下场。莫任南的《窦宪击匈奴的正义性质及其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刘岩的《窦宪伐匈奴新议》（《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4期）、张启琛的《论窦宪击北匈奴》（《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窦宪北击匈奴的历史事件，除刘文认为窦宪北伐不是时代的需要，破坏了本已稳定的汉匈关系外，基本持肯定态度。最近的研究对窦宪幕府文章鼎盛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主要有叶刚的《窦宪幕府文人考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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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和张晨的《窦宪幕府文学考》（《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有关梁氏成员的研究依然仅有一些零星的讨论，如陈致远的《考论梁松在历史上对常德地方的贡献》（《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探讨了五溪蛮平定后梁松在常德地区进行的建设，呼吁对他进行公证的评价；萧琴的《东汉梁氏五侯辨正》（《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论证了“梁氏五侯”并非如李贤所注五人。对梁氏家族至关重要的梁冀，虽因其身份和教训而倍受重视，但文章的学术价值往往不高，故不在此多着笔墨。

对家族中女性的研究多在皇后、太后的相关研究中。庄小芳的《东汉临朝太后初探》（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和江海的《两汉皇后人生轨迹之管窥》（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虽然研究的范围不同，但都论述了汉代皇权与后权的关系，其中，西北大族各家族涌现的皇后、太后，由于对东汉中央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两文中都被作为重点论及。

最后，关于西北大族内部各家族的矛盾以及西北大族与其他集团斗争的研究，有曹金华的《从马窦之争看班固等“反迁都”论战的实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和曹胜高的《论东汉迁都之争与京都赋的创作》（收于《国学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从东汉前期的“迁都”之争揭示了西北大族内部的马窦矛盾。郭人民的《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史学月刊》，1953年第10期）、方燕的《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秦学颀的《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邱实的《东汉中后期皇权与世族门阀之间的斗争》（《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和高兵的《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以皇权为核心，论述了包含西北大族在内的外戚和其他政治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概括来说，目前东汉西北大族的研究中，对家族、个人的研究详于马、窦，略于梁氏；对集团的综合研究局限于两汉之交；对矛盾斗争的研究重视外部矛盾，忽视集团内部矛盾；与皇权关系的研究则少有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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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东汉西北大族的崛起

第一节两汉之际西北大族的崛起

西汉中期，武帝南征百越，北伐匈奴，使国家的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展。在南方，汉朝的版图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的南部；在北方，收复河套、夺取河西的战争不但打击了匈奴，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农耕生产的稳定，也打通了东西交流的通道，使中原文明的影响散播到了西域各国。

在汉武帝取得的各项胜利中，西北领土的扩张显然最为重要。它不但完全孤立了匈奴，增强了对羌族和西域的影响，而且使汉朝获得了优质的农牧基地，改良了马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后国家一直精心经营这块新占领的地区，不但设郡管理，还多次征发囚犯、贫民及豪强等充实人口。大量汉族人口的涌入，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也孕育了本土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军事色彩浓重，直至西汉后期，西北地区也未能出现有影响的豪门大族。两汉之交，王莽失败的改革带来的是民不聊生、“四方多盗贼”的局面。百姓不堪忍受暴政，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起义随之爆发，反莽力量云起。新莽政权覆灭后，各路反莽势力又演化为割据分裂的军阀，相互之间你征我讨。中原陷入长期的战乱，能够躲避战火的，只有僻处边地的西北和江南地区。于是，西北地区逐渐由单纯的军事要地转变为人口殷实的富庶之地。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随之出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对东汉政治影响巨大的马氏、窦氏和梁氏等大族就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马氏乃战国名将赵奢之后。赵奢因善养马、驭马而被封为马服君，后人遂以马为氏。作为可考的始祖，赵奢奠定了家族的尚武传统。汉兴，马氏以二千石的身份，从邯郸迁至扶风茂陵成欢里①。武帝时，马通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平定西

①

《后汉书·马援传》载“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马氏“坐何罗反，徙扶风茂陵成懽里”，因《后汉书》成书较早，故采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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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官至黄门郎、侍中，封重合侯；兄马何罗①官拜侍中仆射。武帝以后马氏衰落，至新莽时方再度崛起。时任玄武司马的马仲有四子，况、余、员、援，“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②，少子马援虽少不得志，然“有大志，诸兄奇之”③，以为大器晚成。新莽末年，马援终任新成大尹④。此时马氏逐渐开始向西发展。至新莽灭亡，马氏兄弟皆去郡，避地凉州，马援投奔本土军阀隗嚣，深受器重，终在此站稳了脚跟。

窦氏家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窦氏先人有信史可考者乃春秋末年晋国大夫窦鸣犊。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⑤。西汉孝文帝时窦氏为皇后，经历文、景、武三朝，在其扶持、庇护下，窦氏家族逐渐壮大。窦氏子弟纷纷封侯。尤其是窦后从兄子魏其侯窦婴，景帝时官至丞相。然窦后去世后，家族便迅速衰落，窦婴在与田蚡的斗争中失败，弃市渭城，此后家族中仍常有官至二千石者，但与此前出将入相的局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宣帝时，窦后弟窦广国的后人迁往扶风平陵，这一支逐渐发展，到新莽时窦氏“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接闾里豪杰”，又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家族。家族首领窦融以妹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因此时常受到提携。他于居摄年间入仕，又随王邑战于昆阳，败后官拜波水将军。新莽覆亡，窦融审时度势，回绝了更始政权钜鹿太守的任命，求为张掖属国都尉，转向偏僻却远离中原战场的河西地区。到河西后，窦融“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⑥，被酒泉太守梁统等人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领全局。由于窦融“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终得“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之效⑦，河西晏然富殖。

梁氏先人乃晋大夫梁益耳。晋灵公时，益耳因诛先克而与赵盾产生矛盾，终为

①

关于何罗及通的姓氏，《史记》作“马”，而《汉书》为“莽”，依颜师古注，当是东汉明德马皇后恶其先人有反，故易姓为莽。司马迁为西汉史家，不受此影响，而身为东汉史官的班固则不得不避马后之忌，易“马”为“莽”。此处俱依其本姓。 ②

马况为河南太守，马余中垒校尉，马员增山连率。《汉书·王莽传》：“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王莽改上郡为增山，连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为牧，侯称卒正，伯称连率，其无封爵者为尹也。”因此，增山连率即汉上郡太守。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7页 ④

王莽改汉中为新成，改太守为大尹，新成大尹即汉中太守。 ⑤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6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6页 ⑦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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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所杀。其族世居河东，西汉时，梁子都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赀千万徙茂陵”①，梁桥孙延以明军谋为西域司马。至哀、平时，梁氏迁于安定，此后便扎根于此，并发展为在本土有名望的大族，梁统即以本土豪族的身份被更始政权任命为酒泉太守，并一度成为五郡大将军的首选。

此时，中原大乱，由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在各种力量中脱颖而出。刘縯、刘秀兄弟出身南阳舂陵，为当地望族。二人于地皇三年起兵反莽，并迅速得到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当他们与绿林合兵，并在与绿林将领支持的刘玄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失败后，南阳集团的部分将领便倒向新建立的更始政权，刘縯更在不久之后遭到杀害。这一变故让刘秀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南阳集团是行不通的。王莽灭亡后，刘秀奉命持节徇河北，并得封拜之权。由于刘秀广布仁政，“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②，遂得到河北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正是借助这支力量，刘秀击败了该地区的割据势力王郎，并脱离更始政权，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至更始三年六月，刘秀称帝于鄗，建立了东汉王朝，继而用近六年时间，基本削平了关东及三辅的割据势力和农民武装，阻挡统一的最后障碍仅剩下西北的隗嚣、窦融武装和巴蜀的公孙述势力。

西北凉州地处边陲，与少数民族交往频繁，民风彪悍，又是著名的养马基地，军事力量极为强盛。加上河西走廊地势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因此对待西北的割据武装，新兴的东汉政权倾向于采取招抚策略。

面对这种局面，西北地区各集团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选择接受光武帝的善意，投靠东汉政权，而另一部分则倾向于割据称雄。首先，窦融和隗嚣出现了重大分歧，并最终决裂。在反莽战争和军阀混战之初，隗嚣高举恢复汉室的旗号，尊奉更始和东汉政权，表示臣服并接受封号。此时，窦融愿受隗嚣节制，名义上是其下属。但是，随着更始政权的衰落，隗嚣割据称王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参与了劫持更始的政变，还在已经称臣纳质的情况下背叛了东汉政权，这就严重背离了窦融追求统一、尊崇汉室的政治理想。于是，当隗嚣试图拉拢窦融与东汉为敌时，遭到了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65页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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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的拒绝。建武五年，窦融谴长史刘钧奉书献马洛阳，正式归附东汉，并与光武帝合击隗嚣。其次，隗嚣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隗嚣早期的发展与其反莽复汉的旗号不无关系，但因他个人野心的逐渐显露，“游士长者，稍稍去之”①，许多早期投奔旗下的士人渐渐离开。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马援。马援虽事隗嚣，然其兄先已归汉，他自己也一直以促成天水归汉为己任。因此，当他看透了隗嚣的割据意图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借隗恂入质之机投奔了东汉王朝。

建武十年，割据天水的隗嚣集团终于在光武帝与窦融的合击下覆灭，西北的政治格局面临重组。窦融作为河西五郡的首领，在河西的建设和东汉统一战争中居功至伟，地位也随着光武帝不断封官赐爵而愈发巩固。作为窦融的左膀右臂，梁统在河西的地位举足轻重，梁氏也随窦氏一起取得了崇高的政治地位。窦、梁毫无疑问地成为领导整个西北地区的力量。马援虽未直接参与剿灭隗嚣的战争，但隗嚣亡后，他借助熟悉天水、陇西一带的优势受任陇西太守。任事六年，马援“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极力经营，取得了“陇右清静”、“郡中乐业”的局面，赢得了本土势力的拥戴，“郡中服之”，“宾客故人，日满其门”②，很快填补了隗嚣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陇西地区的领袖。

两汉之交是东汉王朝各种政治势力的形成时期，马氏、窦氏和梁氏充分地把握了这一时机，扩大了自己的政治版图，由这三大家族统领西北政治势力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前夕。

第二节全国统一后西北大族的兴衰

隗嚣覆亡，盘踞巴蜀的公孙述势单力孤，也于两年后被消灭，东汉王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武十二年，光武帝诏融携五郡太守诣洛阳，西北大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洛阳，西北大族得到了皇权的支持和重用。

首先，这种支持体现在政治地位的提高。窦融在入朝后备受推崇，先后拜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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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25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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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大司空，成为三公之一，拥有了与李通、邓禹等开国元勋对等的地位。梁统官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建武二十年马援得胜回朝，也得到“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①的殊礼，尊宠无比。窦、梁二族还与皇室结为婚姻，窦穆尚内黄公主，窦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窦固尚光武帝女涅阳公主，梁松尚光武帝长女舞阴公主。西北大族子侄也受到格外的亲近和器重。窦固任黄门侍郎，“贵显用事”，梁松为虎贲中郎将，成为光武帝的核心幕僚之一，“诸事与其商议”，甚至在光武帝临终时被任命为辅政大臣，“百僚惮之”②。一时间，“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③

其二，光武帝在军事上格外器重西北大族。对内，窦融行卫尉事，窦友、窦勋先后任城门校尉。卫尉是肩负京师防卫重任的三卿之一，专领内廷防务，其职直接关系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是外朝官员中少数能够出入宫禁者，至关重要。光武帝在窦融官拜将作大匠时令其行卫尉事，目的就在拉近其与皇权的距离。对外，建武十一年，马援拜陇西太守，受命平定羌乱。此后，他先后讨晥城李广，平交趾二征，官拜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其后，征讨乌桓和五溪蛮的战争也主要由马援指挥。

然而，在无限风光的背后，西北大族内部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首先，窦氏、梁氏的后代子孙逐渐变得“放纵”、“不法”、“不能修尚”。窦穆等“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④，甚至矫诏干预六安侯刘盱的婚事，几被逐出京师。梁松、窦固等人恃才傲物，轻薄无行，数遭劾奏，因与“为行浮薄，乱群惑众”的杜保结交而被光武斥责，叩头流血方得不罪，又因居高而不自持的行为在百官之前遭马援训斥。窦、梁子侄表现出的种种劣行为各自家族埋下的隐患，在明帝初年便显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西北大族的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史载马援回京后即与窦氏、梁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援尝有疾，梁松来侯之，独拜床下，援不答”⑤。马援自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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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0页袁宏：《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1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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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为“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①这种傲慢的态度使时任虎贲中郎将、贵幸无比的梁松深以为耻，由此产生嫉恨。建武二十一年，马援出征乌桓，临行当着祖道百官之面训诫窦固、梁松要“居高坚自持”。满朝贵戚子弟多有行为不端者，马援专令窦固、梁松难堪，双方的矛盾再度加深。

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出征五溪蛮。窦固、梁松利用在朝中的权势，在军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耿舒②。对此马援在出征前已有所察觉，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在一次与友人杜愔的交谈中，他曾提到：“吾受厚恩，年迫于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③。李贤注曰：“长者家儿谓权要子弟等”，这里当指窦梁一党。“或在左右”，即窦固、梁松以黄门侍郎、虎贲中郎将在皇帝左右，“或与从事”当是指随军的耿舒了。马援此语透露出对前途的悲观情绪，“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体现了对如此安排的不满和无奈。如其所料，当军事出现分歧时，耿舒立即站在了与马援对立的一方，并私下与朝中的梁松、耿弇等人串通，上书挑拨，使光武帝派遣梁松为监军，并代为问责，实际上是让窦、梁集团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梁松到时，正值马援去世，于是他抓住机会，大加构陷，将马援之前载回京师的薏苡种实诬告为明珠文犀，意指马援在征战过程中搜刮地方，贪污受贿。光武帝大怒，已去世的马援遭受到夺爵的处罚，以至于“家属杜门”，“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④。此后，“严与援其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⑤。至此，马氏家族与窦、梁之间“怨隙并兴”，矛盾全面激化。

虽然史家对马援的遭遇多表不平，认为这是由梁松、窦固伙同耿舒等人陷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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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2页

耿氏本属河北集团，是光武帝击败王郎、平定河北从而奠定一统天下基业的元勋。然而随着郭后被废，河北集团逐渐没落，耿氏开始向窦氏靠拢。从籍贯上看，耿氏与马氏同为扶风茂陵人氏，本应更为接近，但马援长期在外，耿氏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与之结纳。相反，窦氏长期在京，势力庞大，窦融等人又性喜四处交结，耿氏作为扶风同郡，更是多有往来。而且，窦氏与耿氏皆脱离了本乡的地方势力，成为皇权的依附者，政治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些都促使他们越走越近。利用耿舒掣肘马援，是窦氏与耿氏在政治上的第一次重大合作。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3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6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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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光武帝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像光武帝这般“政不任下”的皇帝，对军事当然要严加控制。出征五溪蛮，将耿舒安排在马援军中固然是窦氏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没有光武帝的认可绝不可能实现。其次，以光武帝的雄才大略，其对马窦矛盾和梁、窦的关系绝不可能一无所知，而派遣梁松监军马援，不能不说是有意安排。再者，仅仅因为梁松的诬陷和载明珠文犀而归的罪名使马氏受到如此严惩，显然没有说服力。光武帝并非偏听之君，未必不能察觉马援实乃受诬；况且在不违背国家制度和统治方略的情况下，他并不在意功臣贵戚聚集家产，即便马援真的载回一车珠宝，也不至于如此动怒。所以对马氏的严厉打击必然是光武帝有意为之。

王夫之论及马援之败时曰：“平陇下蜀，北御匈奴，南定交趾，援未可以已乎？五溪之乱，帝愍其老而不听其请往，援固请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体肤以报亲，安禄位以戴君，奚必马革裹尸而后为愉快哉！光武于是而知其不自贵也；不自贵者，明主之所厌也。”①因此，马援的结局实是“自取之”。征战日久，马援的功绩实已直追光武旧部，后明帝列云台二十八将，东平王刘苍甚至以无伏波将军为疑。此时，本该卸甲归田，安享富贵的马援仍然坚守“马革裹尸”的理想，便与光武帝“退功臣”的用人方略发生了矛盾，将自己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②这种态度正犯了光武帝的大忌，是光武帝抑制马援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不光针对马援，出于维护区域政治平衡的需要，光武帝对西北大族的势力始终是有所提防的。光武帝在位时，马、窦始终保持一内一外的态势。统一战争期间，窦融被委以重任，镇守一方。马援则无任用，只得自求屯田上林苑。作为熟悉隗嚣内情的人，光武帝并未让他参与平定天水的战争，只是在建武九年隗嚣接近覆亡时，才得以“副来歙平凉州”。陇蜀皆平，窦融“携五郡太守诣洛阳”，从此在朝为官，不曾再涉边疆战事；马援却镇守陇西，平定羌祸，之后十余年征战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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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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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卓著，绝少在京师逗留。双方的境遇也是交替起伏。建武二十年，马援班师回朝，以功“赐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①，正赶在“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②，即窦氏经历小小的低谷之际。不久窦融加位特进，东山再起，马援却因征乌桓失利而被打入“冷宫”。马援死后，马氏诣阙请罪，光武帝即以梁松陷害马援之书示之，显有加深马窦矛盾之嫌，马氏得势后对窦、梁的疯狂报复，以此为端。可见，光武帝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北大族，对其采取的是分化利用的策略，使之无法形成合力。

皇帝的分化政策与东汉初期的残酷斗争带来了深深的裂痕，从此，斗争就成为西北大族内部关系的主旋律，并发展成为延续数十年之久的马窦之争和窦梁之争。但是尽管如此，西北大族在皇帝的支持下依然朝着与南阳、河北集团并列的区域集团发展。尤其是明帝立马氏为后，将西北大族的历史带入了另一个阶段，即以后族、外戚身份逐渐参政以至专权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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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0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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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后妃干政时期的西北大族

第一节马氏外戚的兴起

东汉皇权旁落由后妃始。后妃虽出外戚之家，与外戚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她们深居宫中，与内廷的联系超过宗族，利益也更倾向于皇室。外戚权势虽大，终归只是权臣，后妃在某些时候却可以作为皇权合法的代理人出现。再加上汉代以孝治天下，太后对皇帝决策产生的影响也是外戚无法比拟的。

东汉后妃干政，始于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时达到顶峰，然而追其根源，在明德马皇后在位时便已初现端倪。

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因窦、梁的迫害 “名灭爵绝”，“由是家益失势，又数为权贵所侵侮”①。后经族人诣阙请罪、六次上书诉冤，前云阳令朱勃上书陈情，方才不再加罪。于是马氏白太夫人绝窦氏婚，进女掖庭，马援小女由此进入太子东宫。中元二年，光武帝崩，太子继位，是为明帝，永平三年，立马氏为后，西北大族的身份开始从军功地主转变为外戚之家。

马氏虽然身为外戚，但因明帝精明强干，又兼马援教训在前，却显得愈发谨慎。史载马后“正位宫闱，愈自谦肃”②，“躬履节俭，事从简约”③，“日夜惕厉，思自降损”④；其他家族成员如马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势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⑤，“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⑥；马防亦“屡上表让位”，表示不贪权位。马后因见家中奢侈而绝宗族岁用，使马防、马光“讫永平世不迁”⑦，又特意不录马防为明帝参医药之功，两拒章帝为舅氏封侯之议，直至建初四年，在章帝的坚持下，廖、防、光才在退位归第的前提下接受封爵。

然尽管如此，马氏的权位已远非光武时的阴、郭等后族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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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8页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9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廖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3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4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廖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4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廖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3页 ⑦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六《明德马皇后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192页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首先，马后开东汉后妃参政之例。永平中，明帝虽慎防外戚，却让马后参与政事，“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①。章帝时马后数次否决皇帝封舅氏为侯之议，虽体现了抑制外戚的决心，却也说明她对皇帝的决定拥有否决之权，标志着后妃对人事、政务的影响再度提升，给后世后妃参政提供了先例，为和、安时期后妃干政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氏虽受到皇后的限制，其家族权势还是在迅速膨胀。马廖官拜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马防、马光皆任黄门侍郎。永平中，山阳王刘荆、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等关东诸王相继谋反，明帝在惩处谋反诸王的同时还广为牵连，由此获罪者数不胜数。如楚王刘英谋反，“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②；淮阳王刘延谋反，“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所连及诛死者甚众”③，以致出现了“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④的局面。关东诸王所结交者多为当地人士，因此这几起谋反案牵连者也都是关东地主。对关东的贵戚和功臣家族，明帝也加强了打击力度。如少府阴就之子阴丰因杀其妻郦邑公主，被明帝下令处死，阴就被迫自杀；尚馆陶公主的驸马都尉韩光因参与淮阳王谋反案，被处死；郭后亲族郭嵩、郭骏被告与楚王谋反，坐罪失国。因各种原因，开国云台二十八将，经明帝一朝近半绝国。关东势力自此遭到沉重打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关中的变化，这使马氏的地位得到了决定性的巩固。章帝建初元年马太后在诏书中提及马氏家族时言道：“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苍头衣绿褠，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⑤。

明帝崩，马氏借章帝初立摄取了大量的权力。汉代母权十分强大，尤其在婚嫁、家事等方面占据了支配地位。在皇室，母权就转化为政治的特权。每当皇帝驾崩，太后就成为暂时的最高决策者，后族很容易在这个阶段摄取大量的权力。加之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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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0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8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09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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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治经验，太后及其家族往往承担指导和辅佐的任务，这就使他们能够取得许多原属皇帝的权力。光武帝节制外戚，“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①，明帝临终遗诏拜马廖为卫尉，也不过九卿而已，然而到了章帝时，这种制度已无法维持。建初二年，章帝“以元舅马防为车骑将军，服银印青绶，位在卿上，绝席”②。车骑将军在汉代本是金印紫绶，比公，兼为内朝官，实际权力要大于三公，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章帝虽然表面上遵建武、永平之制，拜马防为车骑将军时只服银印青绶，但“位在九卿上，绝席”、“置掾史”③的地位还是显示马防已经得到了东汉以来外戚的最高权位。特别是章帝数次要求封舅氏为侯，违背了“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祖训，更显示了对马氏的无奈。《后汉书》云马防、马光“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刺史、守、令多出其家”，《东观汉记》云：“（防、光、廖）三家奴婢千人，兄“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④。

弟父子并受爵土，荣显冠世，多买京师膏腴美田，作大庐，近带城郭，妨困小民”⑤。东汉外戚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氏权势膨胀的另一个表现是窦、梁的迅速衰落。建武后期至永平初年，窦氏、梁氏依旧权倾朝野，风光无限，然而自永平二年的窦林案开始，这一庞大的政治集团竟突然滑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窦林于永平元年任护羌校尉，由于为诸羌所信，大豪滇吾之弟滇岸遂降。不知是出于被下吏所欺还是欲谎报功劳⑥，窦林竟谬奏滇岸为大豪，承制封其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然而，次年真正的大豪滇吾归降，窦林又复奏其第一豪，并谎称滇岸即滇吾，只因陇西语音不正有所混淆。明帝起疑，穷验知之，窦林被免官。其后凉州刺史奏林臧罪，遂下狱死。窦林案使整个家族都受到牵连。窦融被迫辞去卫尉之职，“归第养病”，窦穆等不久也被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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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页应劭：《汉官仪》，收于孙星衍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页 ③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马防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443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7页 ⑤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马廖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441页 ⑥

《后汉书·西羌传》载“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然《东观汉记·西羌传》云“护羌窦林奉使，羌颠岸降，诣林，林欲以为功效，奏言大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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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①。窦氏集团的政治势力开始动摇。梁氏作为窦氏的左膀右臂，首先被剪除。与窦林案同年，当年陷害马援的梁松以“数为私书请托郡县”②罪名免官，永平四年下狱而死，原因竟是“飞书诽谤”。梁竦等梁氏宗属徙于九真，被完全逐出中央政权。此后不久，窦融去世，窦氏顿时失去了依靠，诸窦因“自谓失势”③、“数出怨望语”④再次被逐归郡，后又坐窦穆“贿遗小吏”，窦穆、窦宣及尚在洛阳的窦勋一同下狱处死，窦固也“废于家十余年”⑤。窦、梁集团在朝势力便被摧毁了。

虽然史料中没有提到窦、梁的衰落与马氏的关系，但马氏参与其中的可能性颇大。窦林虽罪犯欺君，然“上不忍诛”⑥，原本仅免官而已，经凉州刺史之告方才下狱而死。此凉州刺史究竟为何人并无记载，但结合马氏“刺史、守、令多出其家”的记载及其与凉州的渊源，窦林之死与马氏有所关联的可能性很大。窦林之外，窦穆、窦勋、窦宣等更是罪不至死，梁松甚至仅因未经查实的“诽谤”便死于狱中。而无论窦穆、窦勋还是梁松，虽被免官，但依旧保有爵位和先皇驸马的身份，仅平陵郡吏或毫无根据的流言如何能定其死罪？此外，永平初，窦穆等“属托郡县，干乱政事”⑦，甚至矫诏逼婚。这些罪名足以处死，但他们仅受免官的处罚，说明明帝并不准备置其于死地。然而随后仅因抱怨之“罪”就使窦氏全族逐出京师，仅贿遗小吏就致灭门。相比之前所犯，窦氏头上的这些罪名可谓微不足道。梁松之死也含有很大的冤屈，所以梁竦在徙九真后“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⑧”，赋中“屈平濯德”、“句践罪种”、“重耳推忽”、“赵殒鸣犊”⑨等句以屈原、文种等人自比。在窦、梁政敌中，马氏势力最大，双方结怨也最深。因此，窦、梁之败，马氏于幕后推动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窦、梁的垮台也体现了明帝的政治需要。光武帝时对待功臣实行“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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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松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0页 ③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窦融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418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9页 ⑥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二十《西羌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891页 ⑦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8页 ⑧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0页 ⑨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五《梁竦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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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贵戚坐拥富贵，逐渐变得骄奢淫逸，甚至培植朋党，干乱政事。因此，明帝继位后，大行“严切”政治，给功臣、贵戚及诸侯王以沉重打击。窦氏和梁氏势力庞大，子孙纵诞，自然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因此，窦、梁之败，根本原因在其势力膨胀，招致明帝之忌，从而出手对其进行抑制。而马氏所能决定的，则是对他们的打击究竟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到什么程度而已。

第二节建初年间窦氏的复兴

随着窦、梁垮台和关东地主集团的削弱，马氏几成独大局面。但是明帝对马氏也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限制。史载“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①，马后也言“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②，故终永平之世，马氏中官职最高的马廖仅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马防、马光不过黄门侍郎；甚至在议定云台二十八将时，也因马氏外家之故而不将马援列入其中。但是，这些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明帝在永平十五年重新启用马氏的劲敌——窦氏，以窦固为奉车都尉，并因出击北匈奴立下汗马功劳，官拜大鸿胪，列为九卿。不过，此时明帝对窦氏的利用还很有限，马重于窦的基本态势并尚未改变。

窦氏取代马氏是在章帝之时。建初三年，窦妙立为皇后，马窦之争再度展开。起初，由于马太后拥有绝对的权威，章帝不得有所违背，所以窦氏依旧受制。建初二年，窦氏初兴，马严即上书曰：“昔显亲侯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卢屯，烦费无益。又窦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③，建议章帝疏离窦氏。同年，马防出讨西羌，耿恭为副。恭上书请以窦固领军，触怒马防，竟被劾“不忧军事，被诏怨望”④，免官下狱。耿氏亲窦，这当是窦氏的一次试探，却成为马氏权势的注脚。但建初四年，马太后崩，马氏的势力便日益走下坡路了，而窦氏在政治上逐渐拥有了独立的话语权，并为清除马氏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窦氏对马氏的第一次打击，是在建初七年废皇太子刘庆。刘庆生母宋贵人，扶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页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1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严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1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附耿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24页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风平陵人，与马太后有姑表之亲。马氏在建初四年将刘庆扶上太子之位，目的在于抵消前一年窦氏立为皇后的不利影响。但窦后得势后，罗织罪过，令章帝疏远刘庆母子，最终将其废为清河王，而立梁贵人所生的刘肈为太子。梁氏因梁松案被徙九真，后被明帝诏还本郡，至章帝继位，纳梁竦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刘肈。梁氏向属窦氏集团，窦后立梁氏子，使马氏在皇室失去了依靠，被迫远离了权力核心。及建初八年，马防、马光以“奢侈踰僭，浊乱圣化”①的罪名免官就封，窦氏逐渐掌握朝权。

除此之外，窦氏还利用迁都之争削弱马氏的政治影响②。

建武二十年，京兆人杜笃作《论都赋》，主张朝廷迁都长安，揭开了东汉迁都论战的序幕。杜笃言论一出，关中“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③。不过东汉王朝毕竟是关东势大，杜笃的主张触动了关东地主的利益，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史料虽无记载，但结果是杜笃迫于压力，假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④，迁都之争告一段落。明帝时，马氏得势，关东地主势力削弱，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关中的变化。加之诸王谋反确实对洛阳形成一定的威胁，于是迁都之议再起。在这场迁都风潮中，马氏虽没直接参与，但迁都之议的始作俑者，离开京师二十年的杜笃投奔马防帐下，并与马氏结成姻亲，体现了马氏对迁都之议的支持态度。于是，反马亲窦的势力便集中到反对迁都的一方，使一度沉寂的反迁都浪潮在章帝时复兴，各种论著纷纷出炉，包括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傅毅的《反都赋》、《洛都赋》等。

《两都赋》与《反都赋》等文的面世，正值窦氏取代马氏之时，当非巧合。马氏虽衰，但影响并未立即消失，“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刺史、守、令多出其家”的局面，一时间也难以马上改变。故建初五年，本已退位归第的马防、马光依旧被授予光禄勋和卫尉之职。因此窦氏要将马氏势力连根拔除，就必须不断地削弱其影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7页参见曹金华《从马窦之争看班固等“反迁都”论战的实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及曹胜高《论东汉迁都之争与京都赋的创作》（收于《国学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王景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6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杜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09页

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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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平息迁都浪潮，也成为窦氏从根本上削弱马氏的重要举措。《两都赋》于永元中问世，正是窦氏集团最有力的武器。几乎同时，章帝将崔骃荐于窦宪，双方也都欣然接受，可见此时窦氏和崔骃的立场是相近的，而章帝也希望窦氏集团继续扩大影响，取代马氏。

傅毅则是另一种情况。他是扶风茂陵人，与马援同乡，又曾是马防的座上宾，马防曾“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①。而此时，无论从关中地主还是亲于马氏的立场，他都不可能反对迁都。但马氏失势后，傅毅的立场突然转变，连撰《反都赋》、《洛都赋》两文，举起了反迁都的大旗，并于永元元年投入窦宪帐下，颇受重用。为了取得窦宪的信任，傅毅必然要与马氏作彻底的切割——《反都赋》和《洛都赋》的出笼正是用以表明自己与马氏的决绝。傅毅的转变，体现了窦氏势力的膨胀和马氏势力的逐渐衰落。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马氏虽然还享有外戚的待遇，然而他们不但无法再与窦氏势力抗衡，甚至逐渐沦为窦氏的附庸——永元四年窦宪被诛，马光“坐与厚善”②遭到免官，此后的马融求仕于邓、梁外戚，也终未得偿。这一切都表明独立的马氏外戚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针对窦氏对马氏的打击，章帝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推波助澜，大加支持，如对窦氏废太子阴谋的放纵以及在以马窦之争为背景的迁都之争中为窦宪引荐大量文士名流的举措就是如此。他的作为，体现的是“替母党以崇妻党”③，借扶植窦氏打击马氏的政治意图。正是章帝的幕后导演，导致了窦氏复兴的一幕。

第三节后妃干政局面的形成

马氏衰落后，窦氏独大，“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④，内廷政治斗争的焦点也从马窦之争转变为窦氏为维护自身地位而发起的窦梁之争。

梁氏曾为窦氏坚定的盟友，永平中梁、窦家族一起遭难，远徙九真。数年后，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傅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3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8页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1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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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召梁氏家族回归本郡，建初二年梁氏二女进入内廷，成为贵人。然而，两位梁贵人并未得宠，梁氏也未能像窦氏那般乘势而起，梁竦“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只得“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①。

建初四年，马氏表亲宋贵人生了太子刘庆。如果刘庆继位，窦氏集团所取得的政治优势就会丧失，根据母以子贵的传统，甚至在章帝在世时皇后宝座就会易主。窦后无子，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只有选择继养其他皇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梁贵人初生的刘肈即成为不二的选择。一方面梁氏与窦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别无选择。章帝此前有三子：长子刘伉并不受宠，无法对刘庆造成威胁；次子即刘庆；三子刘寿，母申贵人为颍川人，窦氏对完全掌握这一拥有另一背景的皇子并无把握。此外，刘伉和刘寿各自所出世人皆知，因此他们的母氏同样会对窦氏的地位造成威胁，而刘肈初生，母系梁氏与窦氏关系密切，不会危及窦后的地位。

《后汉书·梁统传》载刘肈被窦后收养后，“竦家私相庆”，窦氏方才“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②的。其实不然，早在梁贵人生刘肈时，窦氏就开始对其严加防范。《后汉书·皇后纪》载：“初，宋贵人生皇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既无子，并疾忌之，数间于帝，渐致疎嫌”③，这说明自梁贵人有子，窦氏便开始对她有所忌惮，将她视为一种威胁了。收养刘肈后，窦氏与梁氏也不能像明帝时期马氏与贾氏那样和睦相处。马皇后收养章帝，乃是“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④，这是明帝有意要扶植马氏的表现，贾氏自知并无机会，只能依附马氏。章帝也知自己实是“子以母贵”，不会在羽翼未丰之时便贸然挑战马氏的地位。窦后收养刘肈则是另一种情况。“小贵人生和帝，《后汉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如“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⑤，

窦皇后养以为子”⑥，都说明收养刘肈是窦后自己的行为，并未因此获得任何来自章帝的保障。因此，新君究竟尊窦还是崇梁就是未知之数，梁氏完全有能力借助皇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2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2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章德窦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5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9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章德窦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6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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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力量挑战窦氏。而梁竦“私相庆”的举动则使窦氏更加确认梁氏不会甘心依附于自己，一旦刘肈继位，必然成为新的对手。

针对梁氏的行动并未立即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窦氏最主要的敌人依然是马氏，一来他们不愿意多树敌人，二来在必要的时候，梁氏也能提供一定的支援。建初八年，窦固代马防为卫尉，马氏失去了在朝廷的最后权力，随后马廖、马光等皆被排挤出京师。从此以后，马窦之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入窦氏之手，梁氏的威胁则成为窦后的心病。于是，窦氏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东汉政治史上的又一起冤案。梁竦被诬，死于狱中，两位梁贵人忧虑而死，梁氏宗族再次被徙往九真，舞阴公主也“坐徙新城，使者护守”①。和帝出自梁氏一事则被彻底掩盖。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窦氏消灭了竞争对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章帝在位时，窦宪便能“恃宫掖声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②，公主竟不敢诉。刘肈继位，是为和帝，太后临朝称制，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在章帝的遗诏中，他大封窦氏子弟，使他们充斥内朝和禁卫军中。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环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这些任命的真伪值得怀疑，因为这种安排单方面有利于窦氏。考虑到太后临朝秉政，窦宪定策禁中，完全有能力假传旨意。不过此事无明文记载，章帝临终时希望壮大舅氏并以其辅佐新君也是可能的。总之，此后太后直接掌握皇权，又通过宗族子弟对内朝的掌握将这种权力贯彻下去。各种亲窦势力也受到重用，如邓彪为太傅，“事无不从”，“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太傅录尚书事，窦氏以此控制了尚书台，掌握了朝中大权。屯骑校尉桓郁，“性和退自守”，听任摆布，故以之授经禁中。由此，“内外协附，莫生疑异”③，朝局完全在窦氏的掌握之下。

此时，太后是最高的决策者，也是宗族成员权力的来源和保障。以窦宪为首的窦氏宗族虽掌机要，却也担心太后的疏远。因此，当都乡侯刘畅受到宠幸，窦宪便感受到极大的威胁，不惜触怒太后而杀之。太后随即“闭宪于内宫”④，几乎将其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2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2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3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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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窦宪为求自保，只得自请北击匈奴，名为以功赎罪，实则远离京都，逃离权力的漩涡。由此可见当时太后与宗族的矛盾逐渐发展，双方为了争夺家族和朝政的主导权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而此时的宗族处于弱势，他们只是太后操纵朝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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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外戚专权时期的西北大族

第一节窦宪擅权与外戚政治的开端

外戚政治是东汉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西北大族与东汉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外戚之兴始于马氏，外戚专权始于窦宪，梁商、梁冀父子更是将外戚政治推向巅峰。

和帝即位仅十岁，太后临朝称制，窦宪等宗族成员无力与争。因此，在因都乡侯刘畅案获罪之后，窦宪无力在朝立足，只得请求北伐匈奴。章和二年，朝廷以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副，率军出征。窦宪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北伐中率军先后于稽落山和私渠比鞮海大破北匈奴，单于遁走，前后共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请降。北匈奴经此重创，一蹶不振。此后窦宪又在永元二年、三年两次出击，北匈奴被迫向西迁徙，再也无法侵扰中原。而窦宪也因此“威权震朝廷”①。永元元年九月，朝廷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位在三公之上。其亲信部署充斥内廷，宗族成员内干机密，外领禁军，“朝臣震慑，望风承，“并居列位，充满朝廷”③，年幼的和帝旨”②，窦氏家族“权贵显赫，倾动京都”

和深居宫中的太后无法企及，家族的权力核心真正转移到外戚手中。

窦宪通过三个方面牢牢控制住了朝政。一、掌握内朝。窦宪自己曾以侍中，内干机密，深知控制内朝对于家族的重要性，因此他使窦景、窦环等先后为侍中，又将“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④，切断了内廷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尚书台也在窦宪的掌握之下。自汉武帝以来，尚书在朝政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平、领尚书事成为内朝官员权力的主要来源。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国家的主要政务机构。为了削弱内朝官员的权力，光武帝取消了平、领尚书事制度，尚书由皇帝直接掌握。但是永元之初，领尚书事的太傅邓彪对窦宪俯首帖耳，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8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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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窦宪）意，相继自杀”①，可见虽然没有制度上的授权，窦宪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尚书台，使尚书对自己“望风承旨”。二、节制军队。窦宪安排窦笃为卫尉、窦景为执金吾、窦环为光禄勋，担任南北禁军的最高官职，国家常备军的主力完全落入窦氏之手。其余如城门校尉、奉车、驸马都尉等要职亦为窦氏及党羽掌控。窦宪则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全国军队，并直接指挥着北征匈奴的精锐部队。三、获取举吏之权。举吏权是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按照制度一直是由皇帝和三公享有，可这项权利也最终落入窦宪之手。早在和帝初继位时窦宪便曾任命邓彪为太傅，不过那时还是借皇帝和太后的名义为之。击匈奴之后，“窦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②，窦笃的权势完全来自于窦宪的显赫，且他仅“见礼依三公”，尚不是三公，那么位在三公之上作为家族首领的窦宪自然拥有了举吏之权。窦宪亲属、亲信皆居高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③，窦氏完全掌握了官吏任免之权。

面对窦宪的权势膨胀，和帝感到非常无奈。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④。其中邓彪、邓叠⑤作为邓禹的后人，是为南阳集团的代表，郭璜则是河北集团的首领⑥。他们投靠窦宪，说明窦氏专权已经得到南阳、河北集团的认可。加上关中地主在失去了马氏这一依靠后也基本归于窦氏旗下，和帝无法通过笼络其他政治集团来和窦氏抗衡。而年少的和帝尚未立后，不能像章帝那样以“妻党”替“母党”。因此和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朝中只能处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⑦的境地，孤立无援，只得隐忍不发。

宦官是为数不多遭到忽视的势力之一。他们作为刑余之人，颇受歧视，窦氏这般累世公卿的家族，结交者皆望族名士，自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此外，宦官自西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⑤

章帝曾言：“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注曰：“阴、邓皆外戚”，东汉初年的邓氏外戚只有邓禹一族，邓叠当是其后人。 ⑥

郭璜为郭況子，乃光武郭皇后亲属。 ⑦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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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石显以来便无权势，在政治上影响甚微，和帝贴身的郑众也不过钩盾令而已，表面上看对窦氏不可能形成威胁。即便如郑众等“一心王室，不事豪党”①，不附于窦氏者，也未遭到迫害。因此，独立于窦氏外戚的宦官群体保留了下来，成为和帝进行反击的重要力量。

不过此时宦官位卑势微，尚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外戚抗衡。从最后参与政变的人员来看，包括了执金吾、五校尉等城防要员，他们都不是当时的宦官所能支配的，反窦行动的主导还是和帝。宦官的主要作用是谋划和联络。和帝年少，统治经验尚不丰富，不可能自己独力谋划整个政变，从史书将郑众作为诛灭窦宪政变的“首谋”、“定议”之人来看，主要的谋略当出于宦官，和帝则是依计而行。此外，窦氏控制了内朝和禁军，和帝孤立于宫中，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宦官则起到了传递消息的作用。对此史书虽无明载，但宦官的基本职能就有“关通”一项，是宫内外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内朝官员并不可靠的情况下，必然成为和帝与宫外最主要的联络途径。

在宦官的帮助下，和帝成功地联络和培植了朝中的反窦力量。永元四年窦宪班师回朝，和帝按照郑众的计划，趁窦宪等人入宫朝见、与军队分离之际发动政变，将其与党羽一并收捕，收大将军印，诸窦悉遣就国，除窦环外，到国后皆迫令自杀，家属徙九真。窦氏党羽邓叠、郭璜、郭举等下狱诛，宾客为官者尽遭免黜，此后朝廷继续清除窦党，又有许多亲窦者或免或诛。失去了窦宪和家族的势力，太后再也无所作为，于永元九年忧郁而死。权倾一时的窦氏外戚集团顷刻间垮台。

窦宪虽然将东汉外戚的权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的灭亡也十分迅速。由于和帝与宦官的联合使处于权力巅峰自信满满的窦宪猝不及防，仅通过一场预谋时间不是很长的宫廷政变，窦宪集团的核心成员便被制服。窦宪专权虽然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奠定了东汉外戚专权的权力基础，并对国家的制度和权力结构形成了冲击，成为东汉历史真正的转折点。权力凌驾于君主之上的窦氏集团的出现，使皇帝掌握国家机器的正常手段完全失效，不得不借助宦官的力量。而这又成为宦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直接原因。

①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郑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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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梁商辅政的顺帝时期

东汉外戚专权的第二个高峰出自西北大族的梁氏。在窦梁之争中，梁竦被杀，家族再次被徙九真。直到窦太后崩，梁氏的外戚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永元九年，和帝追封梁贵人为恭怀皇后，从九真征还梁竦妻子，厚加封赏，梁竦子棠、雍、翟皆封侯、特进，诸梁内外亲疏并补郎、谒者。梁棠、梁雍官至九卿，子侄亦多为侍中者。梁氏从此作为一个外戚豪门发展起来。

在梁氏兴起这段时间，君权逐渐沦落，外戚邓氏、阎氏，宦官江京、乳母王圣等相继揽权。顺帝阳嘉元年，梁氏立为皇后，梁商立即加位特进，官拜执金吾，三年后拜大将军，主理朝政。梁商与之前的外戚不同，既没有如窦宪般的不世功业，也不如邓氏、阎氏有“援立之功”，他的地位和权力，仅仅来源于外戚的身份。这说明经过东汉中期数十年的发展，外戚任大将军辅政这一现象已经被常规化、制度化。

梁商“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①，本非堪大任之人。但他辅政期间，混乱的朝政得到了暂时的稳定，梁氏的权位也得到完全巩固。

梁商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三股势力间平衡的掌握。梁商少登仕途，亲眼目睹了邓、阎外戚因弄权而不得善终的结局，因而“每存谦柔，虚己进贤”，“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②，外戚势力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尚未成为矛盾的焦点。

对官僚士大夫的笼络，西北大族历来十分重视。窦宪时，门下便聚集了班固、傅毅等人，为其出谋划策，摇旗呐喊。到梁商主政时，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发展，士人已经通过家族、太学、门生故吏等途径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些众望所归的名士在社会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他们成为外戚、宦官都不得不忌惮，并千方百计笼络的群体。因此，梁商更加重视选拔、任用名士，如“辟汉阳巨览、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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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①等。这一方面满足了尊崇当时名士的普遍道德准则，也明白地告诉士人，外戚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②，梁商得到了士人的大力支持。

经过和帝及安帝时协助皇帝铲除外戚集团的斗争，宦官集团的实力再次强大起来，安帝后期出现了乳母、宦官和外戚相继干政的局面，顺帝更是为宦官孙程等拥立。因此到了梁商主政期间，外戚、宦官、士人成为实力相当的三大政治势力。外戚固然处于优势，宦官则利用与皇帝更为亲近的优势，试图挑战外戚的权威。对此，梁商采用了培植自己亲信的做法，以小黄门曹节、宦者曹腾、孟贲等用事于中，深为结交。这种做法损害了另一些宦官的利益，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等一批反对派宦官联合起来，试图诬陷梁商及与其亲近的宦官欲图废立，但却立刻被顺帝驳回，几乎兴起大狱。梁商对宦官的政策，导致宦官内部出现对立，而其后他谏请顺帝止坐罪者，不加株连，又争取了多数官宦的支持。宦官势力遂稳定下来。

由于梁商注重各种势力的平衡，东汉政权再次得到了巩固，梁氏也得到顺帝了的大力支持。因此，在梁商去世后，其子梁冀继承父业，继续统领朝政，这是东汉历史上唯一一次出现外戚大将军由父子相继的情况，说明梁商的政策无疑是取得了成功的。

第三节梁冀擅权与外戚权力的衰落

永和六年，梁冀继任为大将军，又经过三年，顺帝崩，太后临朝，立冲帝，梁氏继续秉政。与父不同，梁冀“少为贵戚，逸游自恣”③，他不仅穷奢极欲，勒索无度，而且在他擅权的十余年中，皇位更换频仍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制度也遭践踏，东汉百余年建立的基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梁冀再世权威，威震天下，“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8页 ④

梁冀连立冲、质、桓三帝。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①。皇帝不但没有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和安全都受到威胁。君权降到了东汉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冲帝早崩，梁冀复立质帝。可质帝仅因梁冀骄横而责之曰“跋扈将军”，即被鸩杀。桓帝时，“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梁冀）。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②。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稳固权势，他又将太后之妹梁女莹立为皇后。女莹仗家族父兄之势，恣极奢靡，因己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③。桓帝为梁冀所迫，不敢谴怒。

此外，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④，使大将军府官属倍于三公，几乎打破了东汉建国以来官僚体系的一切藩篱。此外，其妻孙寿封襄城君，“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⑤，也破坏了自秦汉以来逐渐建立的封建等级制度。由此开始，国家官僚体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挑战，并逐渐沦为可以交易的商品。

由于宠惮妻室孙寿，梁冀甚至不惜伤及梁氏宗族。寿亦穷奢极欲，干乱朝政，因宠监奴秦宫，竟至“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⑥。因孙寿之言，崇孙氏而贬梁氏，梁冀竟“多斥夺诸梁在位者”⑦，由此，宗族也走向衰落。梁冀之后，梁氏便销声匿迹，此当为重要原因。

外戚与官僚士大夫的矛盾，也因梁冀的跋扈而迅速激化。本来士人对外戚并无天然敌意，盖因汉代以孝治国，皇帝尊崇母后、舅氏，君位交替之际太后定策，都被视为当然，并未遭到激烈的反对。从这方面来说，外戚与士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士人亦不以结交外戚为耻。当年马、窦门下均集中了许多名士。马援与平陵孟冀、朱勃、杜愔等为友，门下宾客无数。章帝时马防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5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3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懿献梁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44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3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9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1页 ⑦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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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①。杜笃为名士，“杜笃之徒数百人”自然皆为士人。窦固“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②。班固、崔骃、杜笃等人相互攻击，体现了士人与马、窦外戚牢固的政治联盟。直至梁商秉政，外戚都与士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梁冀擅权使士人与外戚的关系急剧恶化。梁冀枉害李固、杜乔，又因小怨而杀害吴树、侯猛、袁著、郝絜及胡武等名士，甚至其弟梁不疑也因善待士人而召疑忌，屡遭贬斥。不疑不得已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依旧使人于其门暗记往来者，并加陷害。若将这些行为单纯归结于梁冀的飞扬跋扈，残忍好杀，不免太过简单，它是更深层矛盾的逐渐显露。

矛盾的起点是梁冀鸩杀质帝，弑君的举动与士人尊君的思想发生了冲突。士人在传统上就有尊君思想。这种思想在秦始皇强化、神话皇权及汉代数百年的统治下逐渐加强，至东汉时期，维护君主的权威成为士人阶层的基本道德之一。当然，士人对君主的维护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东汉早期，皇帝长期执掌朝政，权力不可侵犯，于是士人对任何侵夺君权的行为都是抵触的，如窦宪欲插手尚书便受到强烈的抵制。然而到了东汉中期，由于皇帝长期无权，对君主的维护便演变为对君主尊贵地位的维护。外戚可以掌握权力，但必须承认皇帝的权威。梁商在对待皇帝方面处理得当，造成一种得到顺帝全面支持的态势，也得到了士人的拥护。梁冀鸩杀质帝则犯了大忌，使士人完全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梁冀的政策还与士人谋求进仕的理想发生了冲突。总体来说，外戚愿意与士人分享权力，但是梁冀出身贵戚，其地位由父亲传下，得来毫不费力，挥霍起来也不以为意。他飞扬跋扈，奢侈无度，擅行废立，与士人的治国理念相背离，故而遭到普遍反对。对此，梁冀采取的办法是清除异己，将反对的士人或杀或免，使官僚士大夫群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如吴树曾谏梁冀“宜崇贤善，以补朝阙”③，袁著上书言“职分权臣，上下雍隔”④以致贤愚失序；郝絜、胡武等不诣冀府而径直“奏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7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1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3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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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三府，荐海内名士”等，皆体现了士人对梁冀取得举吏之权后阻塞士人进仕谋国之路的不满。

桓帝时期，士人逐渐分为清流、浊流。与外戚亲近的士人被归入浊流的主因，正是梁冀与官僚士大夫及君权关系的恶化。

梁冀的倒行逆施，使他失去了包括官僚士大夫、皇室集团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①。梁冀为求自固，欲以受桓帝宠爱的贵人邓猛为女，使其改姓梁氏，又恐事遭贵人姊壻邴尊及母宣告发，乃结刺客杀尊，进而害宣，宣以此告帝，桓帝大怒，终于决定铲除梁冀。

陈授及邓贵人案是桓帝欲诛梁冀的导火索，但更重要的是大权旁落，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质帝遭鸩杀的命运更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于是，桓帝利用宦官之力，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谋议，在延熹二年八月诏司隶校尉张彪围梁冀府第，收缴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梁冀及妻孙寿即日自尽，梁、孙宗族无论长幼皆弃市。连坐而死的梁氏党人中，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等官员达数十人，梁氏故吏、宾客遭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②。

梁冀擅政，是东汉外戚政治的转折点。此前，外戚无论辅政还是擅权，总体上还在维护皇权。他们一方面起到了加强内朝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代替君权成为矛盾的焦点。然而，梁冀鸩杀质帝，标志着外戚脱离了维护皇权的轨迹，对皇帝开始产生威胁，严重违背了当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标准。于是，梁冀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无论是梁氏家族还是东汉的外戚政治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支点，在梁冀垮台后都走向了没落。外戚政治的没落标志着西北大族的黄金时期一去不返。而宦官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成为朝政的主宰。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5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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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宦官专权与西北大族的没落

第一节西北大族士族化的倾向

东汉早期，马援、窦融、梁统是以军功得位，其后人如马廖、马防、梁松、窦固、窦宪等也是因其贵戚身份而显贵。

尽管如此，他们非常重视自身经学素养的提高。

马援幼时便师事颍川满昌，受《齐诗》。永平九年，明帝“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①，马氏子弟借此学习经书，结交名士，并产生了马严这样学术功底深厚的大家。马严乃马援兄子，少时师从平原杨太伯，“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②，弟马敦亦知名。明帝时，马严受诏留仁寿闼，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后虽参与政治、军事，历任御史中丞、五官中郎将、陈留太守、太中大夫、将作大匠等职，但以学识而闻名始终是他区别于其他家族成员的鲜明特点。马严子续也“七岁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博观群籍”③。

窦融在上书中谈及子侄教育时曾言：“臣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④，这虽是向光武帝表谦退之辞，却也体现了窦氏在家庭教育中注重经学的一面，而受此影响，窦氏子侄中，出现了“好览书传”、“少好经书”的窦固、窦环等人。

梁氏家族中，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弟竦“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子扈“亦敦《诗》、《书》”⑤。

从东汉中期开始，西北大族的经学水平逐渐跻身一流，家族也开始出现士族化

①

见《显宗孝明帝纪》，“四姓小侯”指建武、永平年间的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②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严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8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严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2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7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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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从学术上说，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①，奠定了东汉后期今古文合流的基础，并培养了郑玄、卢植等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窦章“少好学，有文章”②。窦武“少以经行著称，尝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③，为外戚后，曾上书直言时弊，恳请桓帝疏离宦官，解党锢之禁，言辞恳切，深具士人风范。而在品评之风大盛的东汉末年，窦武被评为天下名士之首的“三君”之一，更说明他与士人已经融为一体。此外，西北大族也开始以学行争取政治地位，如马融求官于邓、梁，窦武成为外戚，皆与其才学不无关系。

西北大族的士族化，使他们与士人在政治利益和理想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也成为他们在东汉末年与官僚士大夫一起与宦官斗争的基础。

第二节窦武与宦官的斗争与西北大族的衰落

自窦宪以后，窦氏中衰，七十余年远离庙堂，直至永初中，窦章以“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④，成为当时名士，其女以才貌选入掖庭，为贵人。章官至少府、大鸿胪，后梁氏权盛，自免，卒于家。

梁冀死后，桓帝深忌外戚跋扈。延熹八年，邓后因恃尊骄忌被废，桓帝欲立寒门出身的田氏为后。陈蕃力谏，“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⑤，窦后父窦武即拜城门校尉，封槐里侯。

当时，政局已发生剧烈变化。在铲除梁冀的斗争中，外戚元气大伤，执掌禁中的地位被宦官彻底取代。作为诛灭梁冀的元功，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皆万户侯，时称“五侯”，宠贵无比。单超早亡，病榻前拜车骑将军，其余四人专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⑥，掌控实权。因此，窦武不但没有像前任外戚们那样直接被拜为大将军，更谈不上掌握朝政大权，从而造成了窦武集团与宦官间尖锐的矛盾。同时，宦官掌权后大兴“党锢”以及肆意妄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2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1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39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1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69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单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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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恶心早已使其成为士人公敌。故身为士人领袖的窦武，“常有诛翦宦官之意”①。

桓帝时窦武虽然权力有限，但借助外戚的身份可以直通内廷。延熹十年，窦武上书，直斥时弊，言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长此下去，“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唯有重用那些“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堪为“国之贞士，朝之良佐”之人②，国家方能安定。梁冀在时，汝南袁著曾上书桓帝，直言“贤愚失序”，“势分权臣，上下雍隔”③之弊，并建议任用贤能，削外戚之权，重用士人。因梁氏大权在握，桓帝未能采纳。而此次窦武上书言辞更加激烈，桓帝竟欣然接受，下令释放了遭系囚的部分党人。

同为桓帝一朝，袁著、窦武两次上书，主旨相近而结果迥异，直接体现了桓帝施政方略的变化。梁冀之时，朝局为其党羽所控，桓帝困处深宫，不得与政。对于袁著的上书，桓帝不但无能为力，而且由于内外分隔，他根本不可能与士人取得真正的联系。而在这个授官任职决于大将军府的时代，不能排除士人倒向梁冀的可能。因此，桓帝不但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反而有助长梁冀权势的危险。

而窦武上书时，外戚势力已经瓦解，摆在桓帝面前的问题是宦官权势的过分膨胀。对于桓帝，朝中任何一种权力过于强大都是不利的，他需要营造某种平衡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用士人与宦官的对立来牵制宦官，正是达到政治平衡的最好途径，这便是桓帝接受窦武建议解除党锢的真正原因。

同年，桓帝崩，窦后临朝定策，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氏族人皆任要冲。再加上窦武起用天下名士，共成大计，“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④，以陈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

这时，窦武掌握了部分朝政，拥有了与宦官抗衡的资本。于是与宦官的矛盾开始转变为诛灭宦官的斗争。

在斗争之初，窦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是宦官集团的重要首领，“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⑤，给宦官以重大打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1页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0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4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2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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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此时的局面对窦武相当有利。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化，局势却逐渐恶化。

诛杀管、苏后，在陈蕃的建议下，窦武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宦官曹节、王甫等。而窦太后对此却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太后对待管、苏与曹、王两个宦官集团的不同态度，是由他们与太后的关系决定的。窦后“素忌忍”，因桓帝宠爱采女田圣，遂杀之，又欲尽诛诸贵人，管霸、苏康苦谏乃止，因此怀恨。曹节、王甫等“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①。因此，当窦武告之欲杀曹节、王甫并尽诛宦官的计划后，太后以“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②的理由“冘豫未忍”。从深层的角度来看，管、苏二人“有才略”，严重影响到窦太后执行自己的意志，招致太后不满和警惕。但这种不满仅针对那些权势过大，对太后形成障碍者，并非所有宦官，如曹节、王甫等是得到保护的。太后的不同立场使窦武“事久不发”③，坐失良机。

如果说窦太后的表现还带有个人因素的话，那么此后在何进谋划诛灭宦官的过程中，何太后的反应如出一辙，仍以“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④为由，坚决反对尽诛宦官，致使何进也“事久不决”。两位太后的态度说明她们虽不反对抑制宦官，但绝不支持外戚企图取代宦官甚至尽诛宦官的行为。

两位太后主政时，皇帝年幼，她们实际上是皇权的代言人。作为皇室和宗族双方的成员，太后本是皇室中家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面对外戚与宦官之争时，也更加倾向宦官一边，可见此时的皇权与宦官的利益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建宁元年八月，窦武终于完成部署，以亲信朱

㝢为司

虞祁为洛阳令，又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任黄门令，准备收诛曹节等宦官时，计划泄露。于是曹节等宦官急切转移灵帝，“召尚书官署，胁以白刃，使作诏板”⑤，矫诏杀山冰等人，并绝南宫之道，劫太后，持节收捕窦武、陈蕃等。窦、陈二人不甘束手待毙，奋起反抗，无奈“营府素畏服中官”⑥，宦官又以皇帝名义调动周靖、张奂等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69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2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2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9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3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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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率五营士予以镇压。窦武被迫自尽，“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①。陈蕃亦死于黄门北寺狱，家属徙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②。这场斗争以宦官的胜利告终。

窦武失败后，其孙窦辅由胡腾、张敞卫护，逃至零陵，后举孝廉，刘表以之为从事。及曹操定荆州，迁窦氏宗族于邺，窦辅从征马超，中流矢而亡。这是东汉窦氏的最后记载。

窦武的失败，带给东汉王朝的是君权的彻底衰落。随着西北大族甚至整个外戚集团的垮台以及党锢之祸的再起，宦官在朝廷中彻底失去了掣肘，皇权完全集中到他们之手，灵帝对此已无可奈何。在窦武与宦官相争时，宦官矫诏调兵竟然未受惩罚，而受蒙蔽的张奂“深病为节所卖”③，上书陈窦武、陈蕃之冤，认为二人“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馋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④。灵帝“深纳奂言，以问诸黄门常侍”可见他也同情窦武，无奈因宦官恶之，“不得自从”⑤，张奂终遭禁锢，足见君权之无力。此后灵帝放弃了抑制宦官势力的努力，以宦官为“父母”，纵其恣意妄为，多半也是自暴自弃的无奈之举。君权的衰落标志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最终衰亡，此后不久便被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洪流淹没。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4页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0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0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1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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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

第一节西北大族长期执政的内在原因——对皇权的依附性

西北大族在以南阳、河北为首的关东地主集团占主导地位的东汉王朝能够成为外戚政治的主体，长期执政，从根本上影响东汉的历史进程，与其迎合皇权需要的特质有极大的关系。

在西北大族中，窦氏、梁氏和马氏是截然不同的两股力量。窦氏和梁氏对皇权的依附性较强，而马氏则更加依赖强大的地方势力。

窦氏有依赖皇权的传统。西汉窦氏本默默无闻，凭借皇后身份而兴，其后辅佐景帝、武帝，与皇族深深结缘。虽然自武帝时家道中衰，但窦氏始终未脱离京师，至两汉之交，窦融依然以依附皇权为最根本的生存之道。窦融曾经“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接闾里豪杰”①，以妹为新莽大司空王邑小妻，都体现了他希望攀附皇权的愿望。这种心态在他入主河西之后便主导了河西五郡集团的政治命运。身处乱世，河西据险而守，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好去处，而当战局稳定，各地形成了主导区域的大军事集团时，单以河西的力量，不足以和其他任何区域抗衡，他们必然要投靠于较大的势力。如果由梁统这样与中央政府没有连接纽带的地方豪强统领，河西会显示出更强的地方性，容易倒向代表凉州本地势力的隗嚣集团，在其后的政治活动中也会更多地与地方利益结合。而窦融正好相反，他会使河西投向有能力统一全国的政权。在河西，窦融始终尊奉在他心目中能够继承汉朝基业的政权，没有长期割据称雄的打算。于是，河西集团在窦融手中显示出了脱离地方、依附中央的倾向。此外，河西人烟稀少，缺乏支撑全国性政治集团的实力，因此即便是河西本土的梁氏，在全国统一、脱离乡土之后，也迅速转向了依附皇权的道路。从建武十二年，窦融携五郡太守诣洛阳起，窦、梁基本放弃了地方势力，转而在京师经营。一方面，他们依靠皇权的支持，位及公卿、尚公主、掌禁军、出入内廷、受托孤之重任，显赫一时。另一方面，史书中不止一次记载窦、梁诸人脱离皇权后的无力。永平间，

①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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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氏失势，窦穆等被勒令归于本郡，离开京师后不久，他们就在郡中获罪而死。几乎同时，梁松也遭免官，回乡后受“诽谤”而死。永初中，窦章为避羌祸，家于外黄，竟然蓬户蔬食。建初中，梁氏被从九真召回本郡，梁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①显示了他回归朝堂的志向。

马氏则不然。马氏兴起的陇西、天水地区接近关中核心，这里经过中原王朝长期经营，经济发达，自秦以来就与三辅紧密相连，是关中通往河西的门户。因此陇西、天水的政治势力容易受到关中地主的拥戴，有形成地方政治集团的基础。新莽之际，马氏便扎根陇西、北地一带，兄弟皆为二千石。归汉后，马援长期于三辅屯田，与关中地主交往甚密，继而任陇西太守，平定西羌，发展地方，在取得良好政绩的同时，也获得了本土吏人的拥戴，奠定了马氏的政治基础。此后马援虽不任地方，但长期在外征战，在京时日极少，马氏依然朝着以地方豪强为根基的方向发展。注意观察便会发现，马援相善者，如孟冀（平陵人）、龙伯高（京兆人）、朱勃（马援同郡）等皆关中人士。至章帝时，“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瞻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②，可见马氏与关陇豪强的密切关系是一直持续着的，马氏集团成为关中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言人。

马氏和窦、梁的这种区别直接导致他们行为上的不同。

1、窦、梁比马氏更加注重维持与皇权的血缘关系。马援在世时，更加注重在沙场上建立功勋，并没有经营与皇权的直接关系。在马援遭陷害后，马氏才与窦氏绝婚，送女入掖庭。作为当时西北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与窦氏结亲，符合马氏笼络关中豪族的一贯做法，显然，是马援的死才改变了家族的策略。与皇族的婚姻只是马氏的自救行为，马后的册立，也是出于时局和皇权的需要。可以说，马氏与皇权的结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不牢固的。章帝并非马后血脉，而作为后族、国舅数十年，马氏成员竟无一人尚公主，没有和皇室结下血缘关系。作为皇室姻亲，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2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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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有极大的机会与皇室亲上加亲，建立稳固的血缘纽带。这令人十分费解，唯一的解释是，马氏并没有将家族发展战略建立在全力经营与皇权联系的基础之上。因此，相对窦、梁来说，马氏与皇权的距离更大。窦氏和梁氏则不同，他们自窦融、梁松起就在不断地强调自文帝以来与刘姓皇室的传统姻亲关系，并通过与光武帝和诸侯王的婚姻将这种历史渊源转变为现实的血缘关系。窦穆尚内黄公主，窦勋尚沘阳公主，窦固尚涅阳公主，梁松尚舞阴公主，光武五女，窦、梁尚其二，沘阳公主作为前太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女，也非其余公主可比。这虽然与光武帝的笼络有关，但在关东地主集团占据绝对优势的东汉，能够如此受到皇室的“青睐”，必然需要自身的努力争取，这在围绕太子血缘关系展开的窦梁之争中也一览无遗。

2、窦、梁更注重中央官僚队伍的培养，马氏则主要经营家族和基层。东汉中前期，出自扶风的官员可考者达78人，在诸郡中仅次于南阳的104人①，列全国第二，如果算上整个三辅地区，甚至达到113人，超过南阳。然而根据冯世明在《东汉官僚的地域构成研究》②一文所做的统计，三辅所在司隶校尉部仕官者，以建武年间最盛，其次永元，再次建初，偏偏马氏贵幸的永平年间只有3人。正史所载，多是在朝为官或者地方有突出影响者，由此可知，马氏所依靠者，主要是关中的基层乡土势力，他们或以宾客、幕僚的身份活动，如杜笃、傅毅等，或在地方任职，《后汉书》描写马氏贵盛，单提“刺史、守、令多出其家”③便是证据。他们并没有借助马氏直接参与到最接近皇权的中央政权中来。相反，章帝和和帝时期窦氏崛起，三辅有记载的官员总数则超过南阳④，这既是窦氏兴起的直接结果，也是他们能够长盛不衰的保障。

3、窦、梁的在政治上的交际面比马氏更宽广。马氏以关中为根基，所交往、任用者多来自三辅地区，尤以扶风平陵、茂陵为重，如前述孟冀、龙伯高、朱勃以

①②

数据来自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收于《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李泉文和冯世明文统计数据微有出入，因《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除正史和各种典籍外，还参考了碑刻和出土文物等资料，纳入统计的人数较多，故以该文中所记数字为主，辅以《东汉官僚的地域构成研究》中的资料。两文在趋势的归纳上并无矛盾。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附马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7页 ④

根据冯世明《东汉官僚的地域构成研究》的统计，章帝和和帝时期司隶有记载官员总数为44人，而同期荆州为18人。考虑到三辅和南阳官员在本州所占比重72%和84%，差距不大，由此推知章、和时期史籍所载的三府官员总数超过了南阳。考虑到被史料所载者皆为拥有一定影响或地位者，所以也可判断此时三辅的政治影响也超越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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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杜笃、傅毅等。窦、梁家族虽也出身关中，却并不局限于此。由于同时具备凉州和三辅豪族的身份，他们交往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几乎整个关中地区。随着与皇权的逐渐结合，其立场也进一步发生变化，常常能够站在皇权的立场上维护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他们所交往、合作的对象也能够超出关中范围，甚至当时局需要时，能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抑制关中地主势力的过度发展——譬如在迁都之争中所扮演的反对者角色。因此，窦、梁在关东地主集团中也赢得了较多的支持。

马氏与窦、梁在对待皇权问题上立场的不同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差异，直接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和他们之间斗争的结局。

由于没有建立起与皇权直接的血缘关系，马氏与皇权的唯一纽带就是马后。一旦马后去世，马氏立即衰落，而当对马后和马氏家族有尽孝义务的章帝去世后，马氏和皇权的联系便彻底断绝了。虽然永元二年马光依然担任太仆，马康为侍中，但那已经不是依靠马氏自身的影响——他们此时已经沦为窦氏的附庸，以至于窦宪被诛之时，马光因与厚善而免官就封。可见当章帝去世，马氏便不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而存在了。马氏不以其支持者担任朝廷要职，只让他们以宾客、幕僚的身份活动，这使围绕于马氏周边的人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完全依赖马氏而生存。马氏兴，他们就能发挥作用，否则便跟着销声匿迹。一但马氏失去了外戚地位，竞争对手很容易根除他们的势力。

反观窦、梁，由于建立了和皇族稳定的血缘关系，在皇权内部拥有一支亲于自己的官僚队伍，故而拥有比马氏更强的生命力。在马窦之争中，窦氏所遭遇的打击和挫折远比马氏惨烈，然而凭借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政治资源，只要找到一丝机会，他们就能够很快东山再起，发展壮大。

所以，与皇权建立紧密的联系决定了窦、梁最终会压倒马氏，逐渐兴旺。马氏因为依赖地方势力，与皇权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迅速淡出政治舞台。这一正一反的经验告诉我们，西北大族得以在东汉王朝长盛不衰的核心因素便是他们对皇权极强的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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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北大族的崛起与区域政治平衡

稳定的政权建立在各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上，缺乏制衡的权力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

在创业早期，光武帝主要依靠南阳集团，是在李通、李軼等人的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的。正因如此，当南阳集团投向新建立的更始政权后，光武帝竟无力与之抗衡，直到更始政权推翻新莽王朝，占领长安，志得意满时，方借出徇河北的机会摆脱了更始的掌控。全国统一后，南阳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卓著的功勋占据高位，把握着国家的命脉，依旧势大难制。并州牧郭伋曾讥“南阳多显”①，认为“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也”②。光武帝深纳其言，并开始对南阳集团进行遏制，不但借“退功臣”之机对其进行削弱，还极力抑制樊、阴等外戚家族。然而既便如此，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南阳集团依旧有能力阻碍光武帝政策的推行。如在度田时，就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③而造成数字不实，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武装叛乱，这就触及了东汉王朝的核心利益。所以，简单的贬黜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遏制南阳集团，必须寻找与其制衡的势力。

起初，光武帝试图以河北集团来制衡南阳集团。在经略河北期间，光武帝在军事上倚重本地豪强，政治上立郭氏为后，极力抬高河北集团的地位，使他们与南阳并立，成为东汉王朝的另一支柱。这在统一战争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翦除王郎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尽面临“颍川从我者皆逝”④的困境，光武帝依旧迅速整顿军力，转败为胜，正是依靠河北集团的力量。

然而河北、南阳集团同属关东地主集团，关东集团势大难制局面的出现对东汉王朝依然十分不利。更何况关中地主虽经战火摧残，毕竟有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仅以关东地主为支柱的东汉王朝显然缺乏在全国的代表性。这种缺失由邓禹经略三辅以及光武帝消灭天水和巴蜀割据势力时遭遇的困境显露无疑。为达到政治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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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论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8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论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9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1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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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稳定，光武帝必须着手加强关中地主集团的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与关东地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势力。

在关中地主集团之中，三辅豪门经绿林、赤眉洗劫，元气大伤，大的势力仅西北和巴蜀而已。其中，巴蜀公孙述割据称帝，已明确与东汉为敌。西北隗嚣数次派遣马援出使，探听巴蜀和东汉的状况，窦融也一直使用长安政权纪年①，显示出这两股势力都对自身未来的方向感到迷茫。光武帝拉拢西北豪强的意图则是明确的。天水集团是西北以至关中实力最强的地方势力，隗嚣广受三辅豪强支持，不但能节制河西窦融，还使公孙述受到孤立。由于隗嚣在更始政权中曾有很高的威望，他完全有能力与关东地主集团达到平衡的状态。因此光武帝首先选择了隗嚣作为争取的对象，以其为西州大将军，专制凉州、朔方事，更“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②。然而光武帝不久便发现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③，于是他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了河西的窦融集团。建武五年，“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发使遗融书”④，适逢窦融遣使洛阳，双方一拍即合，窦融集团遂成为东汉王朝在关中的代言人。隗嚣、公孙述灭亡之后，天水、巴蜀地方豪门大都受到沉重打击，唯独亲于东汉的河西窦融集团和天水集团中归汉较早的马氏依旧强大，他们自然就成为关中地主集团的代表，并承担起与关东地主相抗衡的使命。

东汉初期是各种政治势力形成的时期，西北大族成功地取得了关中地主领袖的地位，并成为皇权用以平衡关中和关东的重要砝码，抓住了与皇权结合的良机。光武帝在为五女选婿的问题上，正是遵循西北、南阳、河北相互制衡的原则：以舞阳长公主适梁松，涅阳长公主适窦固，馆陶公主适韩光，淯阳公主适郭璜，郦邑公主适阴丰。西北大族因此得到了皇亲国戚的身份，成为与南阳、河北两大区域集团分庭抗礼的势力。

①

见王丹《东汉窦氏家族研究》第一章，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窦融曾先后使用西汉平帝的“元始”、更始政权的“更始”和赤眉建世政权的“建世”为年号来纪年。直至建武三年方采用“建武”年号。 ②

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22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24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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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西北大族的长期执政与东汉的外戚政治

一、东汉外戚势力的长期执政

西北大族在东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外戚长期执政。史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①。外戚政治贯穿了东汉的大部分时间，西北大族则是外戚政治的主体。外立者四帝，其三由西北大族所立，临朝者六后，半出于西北，窦宪、梁商、梁冀、窦武先后担任大将军。因此从西北大族身上，能够反映出东汉外戚政治的特征以及与皇权政治的关系。

东汉外戚的崛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与皇权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

东汉一朝，功臣、外戚、宦官、诸侯王、官僚士大夫皆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功臣势力是皇权首先要抑制的。在统一战争期间，光武帝对功臣依之重之，功成之日更欲厚加封赏。然而统一之后，文治重于武功，这些功臣多无用武之地。更兼功臣与皇帝联系的纽带在于个人的情谊及信任，一旦这种情形打破，如权力斗争或者皇帝、功臣本人的死亡，功勋便成为负担和威胁。此外，功臣只掌外朝，在权力日益集中于内廷的汉代，这无疑是一大局限，也会加剧与皇权的矛盾。郑兴因此上书戒功臣专任，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②。这一建议被光武帝采纳，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③的政策，对功臣的势力进行削弱。功臣虽享厚爵高位，却无实际权力，只能以列侯“奉朝请”④。这一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功臣不但得到保全，对皇权的威胁也不复存在，明帝以后，云台二十八将家族非外戚者也尽皆默默无闻。

诸侯王是皇室的血脉，按理当为皇室的屏藩。然而，正因同出皇室，他们对皇位的威胁也就最大。西汉初年大封诸侯王，终使坐大，酿成七国之乱，便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在皇权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诸侯王势力必然受到抑制。西汉自景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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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1页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论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9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页 ④

注曰：“奉朝请，无员，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汉律：‘春曰朝，秋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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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断削藩，武帝“推恩令”使诸侯国不断分割，终致无力与中央抗衡。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以前事为鉴，迟迟不封皇子。直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诸皇子为公，十七年进爵为王。皇子虽封，却是享国而不就国，王国的权力依然在中央手中，王国相与郡守无异。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帝终于令皇子就国，然而诸侯王食封而不领国政的局面已经固定下来。如果说光武帝只是吸取了前朝教训的话，明帝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来自诸侯王的威胁。虽然在永平初，东平王刘苍以骠骑将军辅政，位在三公之上，明帝“甚爱重之”①，然而山阳王刘荆、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等诸王相继谋反，却为明帝敲响了警钟。为彻底解决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明帝对王国势力进行了全面的打击，不但诸王获罪者众，其宾客亲故也广受牵连。此后，诸侯王势力在东汉政治中逐渐衰微，再也没有对皇权产生大的影响。

在功臣和诸侯王之外，官僚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中期开始，士人凭借经术为官任职，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其后直至东汉建国，三公更是非高德硕儒者不得担任。东汉开始，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②。再加上灾异策免三公、举人不当亦免三公，三公更迭频繁，在朝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尚书台虽以士人为主，然而尚书品秩较低，易于控制，台阁虽有事权，决策仍由内朝，尚书主要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发挥作用。可见，皇权既需依仗士人的才能治理国家，又不欲其拥有过大的权力。正因如此，东汉的官僚士大夫始终受到限制，难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宦官本是侍奉皇帝起居的仆役，但随侍皇帝左右的特殊地位使其逐渐具有政治功能。秦代赵高擅权，以致亡国，宦官干政的风险便已凸显。秦朝为时较短，宦官制度并未成熟，赵高乱秦的教训又使统治者对阉人干政格外提防，故汉初数十年，宦官始终受到遏制，在政治活动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西汉中期，武帝加强皇权，设立内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③，宦官开始参与一些政务的处理。武帝又设中书令，以宦官主持尚书事务，这是宦官权力一次极大的扩张，也奠定了日后宦官干政的权力基础。宣帝时，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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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东平王刘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3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7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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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①。元帝时，“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②。不过成帝以后外戚秉政，宦官再度没落。东汉初，光武帝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宦官机构：其一，“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③，刘攽曰：“案自前宦官即是阉子，何乃言中兴乎？盖宦字当作内，谓省内官不用它士也”④，也就是说，省内的官员自光武时起，开始完全使用宦官。其二，中常侍一职“秩比二千石。掌侍从左右，从入宫内，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⑤，地位相当重要。秦和西汉或用宦官，或用士人，而自光武帝悉用宦官，东汉后期中常侍权力、机构逐渐扩大，擅权乱政，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三，大长秋，秩二千石，“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中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⑥，也是关通内外朝的重要官职，至东汉为宦官垄断，往往由最为显贵的宦官担任。于是，宦官充斥内廷，并掌握了沟通内外的重要渠道，为宦官擅权奠定了基础。然而，东汉初年宦官势力的发展尚受许多限制。首先，宦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尤其是官僚士大夫耻与为伍，使皇帝一时无法通过宦官控制朝政。其次，宦官的行动仅限于内廷，无法插手外朝事务，也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局限。最后，依照制度，宦官也不具备参与朝政的权力，在国家制度较为完备、执行也比较严格的东汉前期，他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因此，东汉初期，宦官势力并不受到皇帝的重视。

与此相比，外戚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戚的特点是兼通内外。于内，他们和皇室有着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血亲关系才是家族和家族间最为牢固的联系纽带，这使他们能够站在皇权的立场上处理问题。且对皇权来说，外戚依附于婚姻，随皇帝的更换而更换，不似功臣那般有历史的包袱，更不会像诸侯王那样觊觎皇位。重用外戚势力，对皇权来说是相对安全、可靠的。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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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4页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石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26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09页 ④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8页 ⑤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3页 ⑥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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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自西汉武帝、东汉章帝起渐成气候。后妃可以垂帘辅政，后族可以出入内廷，君强则顾问应对，君弱便代理机要。于外，外戚有庞大家族势力支撑，通过子侄宾客可控制外朝。西汉外戚多出寒门，在朝没有足够的影响，执掌国政还主要以控制内朝为主。东汉外戚多为豪门大族，尤以邓、窦、阴、梁四氏为主，他们本身皆是建国功臣，长期参与军国大政，族人多有位列三公、九卿、将军者。成为外戚之后，其家族成员出将入相，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刺史、郡守多出其门，内朝、外朝皆在掌握之中。外戚家族的这种权力结构为权力由外向内转移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使朝中卿相和地方守牧皆听命于内朝的大将军，久而久之，便形成制度。如前所述，西北大族当政之时，侍中和大将军之地位便最终得到了制度的认可，侍中钳制尚书，大将军夺三公之权，外朝进一步受制于内朝。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外戚们扮演了内外连接的枢纽角色，起到了将原属外朝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收归内朝的作用。

这种枢纽作用在西北大族当政时特别明显，主要表现为侍中和大将军权力的扩大。

窦宪专权开启了侍中权力发展的进程。侍中在西汉主要随侍皇帝的生活起居，并无太多政治职能。东汉内官皆用阉人，侍中掌侍左右的职能被大大削弱，章帝时被迁出禁中，一度成为闲散之职。即在此时，窦宪以侍中身份“内干机密，出宣诰命”①，祝总斌先生指出这并非因侍中之职，而因外戚之位，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十分客观的。但是，为何《后汉书》中要专门加上“以侍中”三字呢？大抵因为窦宪出入禁中，掌理朝政，需要一个合法身份，侍中“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②的法定职责契合了这一需要。此后形成惯例，众多外戚皆以侍中出入禁中，参与国政。久之，这些由外戚带入的权力便被视为侍中本身的职责了。灵帝设立侍中寺，侍中的权力被正式确定为“省尚书事”，这正是外戚们长期以侍中身份总理尚书事的结果。侍中逐渐发展成“省尚书事”的机构，强化了皇帝对日益庞大的尚书台的管理和控制，进而更加牢固地掌握了全国的政务，极大地加强了皇权。

西北大族使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权力也得到极大的扩展。西汉中期以后，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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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3页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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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将军一直是作为内朝首领，由外戚担任。王莽通过大司马大将军职位掌握内朝并最终篡汉的教训使光武帝对大司马大将军做了重大的调整。东汉的大司马不再是内朝的加官，而是三公之一，并随着三公一起被削弱。在窦宪之前，大将军职位只在统一战争期间作为军事统帅出现过，当时拜将军者甚众，光武帝拜少数主要军事将领为大将军，主要是为了便于他们指挥军队。这时的大司马和大将军均不同于西汉的大司马大将军。明帝时，东平王刘苍曾以骠骑大将军身份辅政，汉代骠骑大将军和大将军并列，刘苍辅政的性质应该类似于西汉的大将军辅政。不过刘苍在任时间很短，并未形成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微。真正将西汉大将军统领内朝制度恢复并发展的是窦宪。

窦宪初任大将军是在第一次北伐匈奴胜利之后。当时，拜窦宪为大将军，是奖赏他的军事成就，事实上他多在军旅之中，在朝时间短暂。然而伴随窦宪的成功，其家族成员、亲信门生皆登高位，窦笃、窦景、窦环分任卫尉、执金吾、光禄勋，其余也多为二千石或侍中、大夫、郎吏，军中亲信悉除太子舍人。窦氏势力渗透进内廷、禁军、外朝和地方，遍布国家各个角落。由于这些人最终皆受命于窦宪，因此他虽久在军中，依然能够对朝政施加影响，总领国家大政。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大将军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从原先的低于三公，发展到“位次太傅下，三公上”，其属官秩等也纷纷提高，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内朝官地位低于外朝官的局面，内朝进一步压倒了外朝。

窦宪任大将军统领朝政，主要是通过功绩得来，并非仅由外戚身份。他在大将军位上所拥有的权力，也多是由其自身权势而来，并非因大将军职位本身。然此例一开，其后的外戚纷纷效仿。逐渐地，大将军再次成为外戚专属，而这些外戚们又不断地将自己获得的权力注入到这一职位当中。经历了邓骘、阎显、耿宝三位大将军后，至梁商秉政之时，皇后外家任大将军并主持朝政已成为定制，军权、政权总归其手，“如三公焉”①，成为实际的宰相。梁冀权倾朝野，“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并“宣布天下，为万世法”②，通过提高大将军的权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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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鳞：《东汉会要》卷十九《职官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1页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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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内朝的地位。

大将军权力和地位的提高，在短期内造成了皇权旁落、君权衰微的政治局面。然而，大将军固然侵夺君权，更收外朝之权于内。在经历了几个飞扬跋扈的大将军后，三公的权力微乎其微，政务决于尚书，尚书受侍中节制，侍中又听命于内廷的局面基本形成。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君位世袭而大臣不世袭，尤其是外戚必然随皇帝的更换而更换。因此无论任何家族，一旦其失去了外戚的身份便会衰落，然业已收归内廷的权力却逐渐被制度化。

正是凭借这种优势，外戚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皇权维护统治的得力臂助，并在东汉中期长期执政。

二、皇权的异化及皇权与外戚的一体性

传统观点认为，外戚专权使皇帝成为傀儡，对皇权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历来遭到皇权的严密防范和限制。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主流，从古代的文人政客到现代学者，提及外戚干政，多以之为祸国乱政的根源。如肖黎先生在《论东汉党锢之祸》中提出“外戚专权，势必妨碍了皇权”，“外戚、宦官、官僚三个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代表后权、皇权、相权三股政治力量的角逐”①，认为外戚是代表后权并与皇权对立的。何兹全先生在《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中也认为：“宦官是皇权的代表，外戚代表世家豪族”，“宦官、外戚之争，就是反映了皇权和世家豪族两者间的斗争”②。

近年来，外戚与皇权的一体论逐渐兴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便曾提出：“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③，这句话充分阐述了外戚与皇权政治的一体性。栾保群在《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一文中提到：“外戚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皇权专制的一种形式”，“外戚与皇权之间是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远远不能抵消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且解决矛盾的主动性掌握在皇权手里”④。宫廷威在《两汉外戚擅政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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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黎：《论东汉党锢之祸》，《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4期何兹全：《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文史知识》，1983年第4期 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59页 ④

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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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外戚集团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实力”，“外戚擅政是削夺相权，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①。王林子在《两汉外戚宦官专权问题论述》中对皇帝和皇权做了区分，进一步阐述了外戚如何在与皇帝的矛盾中体现与皇权的统一：“外戚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种形式”，“他们之间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虽有形的区别，而无质的差别”，“皇帝是皇权的体现者，但皇帝并不完全等于皇权，在幼年皇帝即位的情况下，皇权则往往是通过外戚或宦官来体现的”②。

建武年间，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光武帝对外戚依旧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他明确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③。在此政策下，外戚樊氏、阴氏终日惕惕。樊宏为“保身全己”，常以“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为戒，平日“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临终仍虑“无功享食大国，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自请“食小乡亭”④。樊氏子孙受其影响，未尝犯法。阴识以“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⑤，推拒了增封的机会；阴兴亦拒关内侯之封，并嘱外戚之家“富贵有极，人当知足”⑥，应执谦退之道，不为宗亲求位。光武帝的防范政策使外戚不得不小心翼翼，谦退自守。这体现了皇权与外戚对立的一面。

自明帝起，外戚势力重新抬头。永平中，马氏贵幸，马后竟在明帝的授意下参与国政；建初年间，马氏和窦氏为争夺权位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最终由窦氏拉开了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的序幕。此时，外戚若不乱政便鲜遭反对，太后定策称制更被视为当然。显示出皇帝对外戚倚重的一面。司马迁曾经说过：“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⑦，体现了汉代对外戚的基本态度。

所以，对皇权来说，外戚显然不是一种威胁，至少将外戚的威胁绝对化是站不住脚的——将外戚与皇帝的矛盾归为与皇权的矛盾，换言之即将皇权狭义地定义为皇帝直接行使的权力，这是片面的。狭义的皇权仅指君权，广义的皇权不仅包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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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威：《两汉外戚擅政原因浅析》，《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王林子：《两汉外戚宦官专权问题论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③

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1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0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附阴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1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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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还应该包括各种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的权力。对国家、百姓来说，这两种权力是没有区别的，但对皇帝和围绕皇帝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来说，却面临着权力分配的问题。皇权在有些时候就是君权，而更多的时间里，则会与君权发生背离。

凡开创制度者，若非开国之君便是中兴之主。由于皇帝的至高无上，这些有能力的皇帝又多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很难想像会放弃任何一项他们能力所及的权力。因此，他们开创的制度，往往为自己量身定做，尽力地将皇权延伸到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些皇帝在位时，围绕皇权的一整套政治体制基本由君权左右，全国上下无敢违者，皇帝是唯一的最终决策者，一切以皇帝名义行使的权力都无法违背皇帝本人的意愿。这时皇权和君权是基本统一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有为之君非比常人，他们的后代们大都不会拥有如此能力，他们既无法完全掌握先人留下的权力，又没有能力对原有的权力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于是这些权力的空白便会由围绕君权的各种政治势力所填补，出现权力旁落、皇权与君权相背离的现象。皇帝的能力越弱，权力的旁落便越厉害，直到新的王朝建立或中兴之君的出现。虽然此时君权是明显缩小了的，但是由于旁落之权是由一些围绕在君权左右，依附于皇权的人掌握，他们在专权的同时还会全力维护王朝，拥护皇室。况且这些权力法定仍属于皇帝，一旦明君出现，它们便会回归君权。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旁落的权力依旧属于皇权，是皇权的一种异化，是皇权和君权相背离时维护皇权稳定和发展的一种机制。

由于皇帝能力趋于衰弱，这种机制在历朝历代都必然发挥作用。

秦自始皇崩，权力便即旁落；武帝死后，西汉仅宣帝得专朝政，其余大权皆旁落于外戚、宦官、佞幸；唐太宗奠基不久，李唐便遭武则天夺国；明代更为典型，皇帝连年不朝，大权尽落入权相、宦官之手。

皇权的异化又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的异化（或分化、外化）是指皇帝自知凭一己之力无法有效地统治，因此主动地培养外戚、宦官等近亲势力，被动的异化则是皇帝无力掌握权力，在无权的状态下被其他势力所左右。

对外戚来说，前一种情况主要体现在妻氏外戚，后一种情况则存在于母氏外戚之时。以西北大族为例，马氏、窦氏、梁氏都是作为皇帝的妻氏受到器重的。皇帝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信任自己的妻氏，是因为妻氏外戚的兴衰完全依赖皇帝的意志。作为已经成年的皇帝，他并不担心外戚篡夺自己的权力。皇帝对妻氏外戚不用像对待母氏般承担尽孝的义务，当与妻氏发生冲突时，他可以很轻易地执行自己的政策，甚至废皇后以解决问题。

马、窦、梁氏，包括关东的邓、阎等家族，都在作为妻氏外戚时努力赢得皇帝的信任，积蓄能量。当皇帝驾崩，皇位交替后，他们成为母氏，与皇帝的互信关系便不复存在。母氏外戚，“恩非已结，而权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故权势先在其身也）；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其人既居权要，礼数不可不重，故后主枉其本性与之图谋政事，非心所好也）；来宠方授，地既害之（后来宠者，方欲授之要职，而先代权臣见居其地，必须除旧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开势谢，谗亦胜之（君臣有隙，上下离心，则权宠之人行使渐谢，于是谗人构会，寻亦胜也）”①，对皇帝既是一种阻碍，也是一种威胁。和帝、质帝、桓帝都明确地表现了对母氏外戚的不满，质帝更因此遭到鸩杀，可见与母氏外戚发生冲突时，皇帝往往处于弱势。新君年幼，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能力上都不能行使权力，也就不足以更化先君之政，实际上先君的授权还在生效，整个朝政还是按照前朝的惯性运行，唯一不同的就是原先由皇帝直接掌握的权力也因汉代强大的母权和“孝悌治天下”的理念而转移到母氏外戚手中。因此，只要迎立幼童为帝，母氏外戚就能维持并扩大先君留下的权力。这便是东汉外戚“贪孩童以久其政”②的根本原因。和帝年幼，是章帝早逝留给窦氏的历史机遇，而冲帝、质帝、桓帝三位幼主，则是梁冀操纵的结果。尤其是鸩杀质帝的事件，充分证明梁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对皇帝独立主张的警惕。然而，依靠不断地更立新君维持权势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当桓帝逐渐成年，地位稳固之时，梁冀再次“制造”了一位梁氏皇后，希望作为妻氏继续得到皇帝的持续任用。这一策略不能说是无效的，至少在梁皇后去世前桓帝并未采取推翻梁冀的行动。可见，充分的利用孩童执政延续顺帝留下的授权以及制造妻氏的身份维持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是梁冀专权近二十年的主要原因。

①②

范晔：《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19页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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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君权与皇权主动地分离使外戚顺利进入权力核心，而君权与皇权被动地背离则是外戚擅权的根源。

虽然外戚擅权曾经出现过如王莽篡国、梁冀擅权这样的极端情况，但那都是一个王朝接近没落的时刻，这时的皇权已经腐败堕落不堪，整个政权已经脱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外戚的行为脱离皇权允许的范畴，甚至威胁皇权也就在所难免。在多数时候，无论外戚拥有多少权力，对君权形成多大的威胁，最终都来自于皇权内部的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在制度上仍属于皇帝，最终也依旧会归于皇帝。即便如窦宪、梁冀般大权在握的外戚，仍旧需要拥立一个刘姓皇帝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待皇帝成年后，他们的权力也会很快瓦解。史书描写皇帝夺权的过程显得困难重重——和帝和桓帝长时间为外戚所控制，与外界隔绝，无亲信之人，最终只得依赖宦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窦宪、梁冀等面对皇帝夺权的危险虽防备严密，然当皇帝开始行动，只需利用几个无权或者权力很小的宦官，强大的外戚便会顷刻垮台，而顺帝时宦官推翻梁商的企图，则因没有皇帝的支持而流产，甚至宦官集团本身都几遭灭顶之灾。这充分证明了在皇权政治下，皇帝最终对外戚的命运是有决定权的，只是这种决定权的体现方式会随着局势的不同发生改变而已。因此，外戚与皇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体的。

三、东汉皇权异化的体现

东汉时期，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集事权于尚书，再废西汉平、领尚书事制度，使皇帝对尚书台有完全的支配权。这种做法，在光武帝“躬好吏事”、为政“严猛”与“柔道”并济、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的皇帝在位时，能够收到良好的统治效果，不但皇权显得极为强大，皇权和君权也是基本相统一的。

明帝专行“严切”之政，失光武帝“柔”之一面，权力掌握或牢，臣下却多有怨言。于是，在许多问题上明帝便需要中正谦和的马后代为参议，这便是君权有所不足时皇权异化之征兆。然明帝重启窦氏，利用马窦矛盾抑制马氏，说明君权仍居主动地位。

章帝“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蠧”①，致使窦氏坐大，逐渐摆脱君权的

①

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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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窦梁之争的出现便不是章帝的意愿，而是窦氏维护自身外戚地位的需要。在章帝宽松的政治氛围下，窦氏外戚的利益与君权不再一致。窦氏对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维护显然已经不能在履行维护君权与皇权的统一过程中实现。制度对外戚家族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的。如宋氏并不因为刘庆立为太子就能保证未来太后的地位；窦氏在稳固了皇后、太后身份后，依然面临着太子生母家族的威胁。然而，外戚这一政治力量的独立性又是得到了加强的。窦氏陷害梁氏，不可能出自章帝的授意，因为梁氏并不可能危害章帝的统治，反而会成为未来皇帝的有力臂助。窦氏能够脱离章帝的意志行事，意味着此时外戚家族的实力在章帝长期放纵的政策下已经大大加强，他们的能力已经渐渐超出君权可以完全掌控的范围了。

后妃与家族矛盾逐渐升级并向着对抗性的方向发展，也体现了君权的逐渐衰落。当君权强大时，后妃及外戚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后妃之贵依赖皇帝，外戚之贵依赖后妃的格局牢不可破，因此形成了后妃努力维护皇室的权益，外戚无法违抗后妃之意的局面。由于双方最终都依赖于皇帝的宠幸，因此并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从章帝晚年开始，君权趋弱，后妃、外戚开始培养自己独立的政治影响，追逐个人权位，双方的矛盾也就逐渐围绕着政治资源的争夺展开，这种矛盾无疑具有发展成为对抗的可能。后妃由于伦常、制度赋予的权力，在斗争之初占据优势，可深居简出的她们基础薄弱，宦官尚未登上政治舞台，窦后无法像邓后那般以宦官为爪牙，最终当然不敌自己培养下产生的基础深厚、势力庞大的外戚家族。

君权移于后权，后权又移于外戚，东汉前期的皇权就是这样一步步由主动转为被动，向远离君权的方向异化。

东汉中后期，皇权向宦官异化的过程也大致如此。在与外戚的政治斗争中，东汉的皇帝们使用宦官作为武器，一方面由于宦官深居宫中，不得随意外出，便于控制，另一方面也因宦官长期随侍皇帝左右，较受信任。因此，宦官一直是作为皇帝的亲信存在，他们作为与外戚斗争的先锋，是君权试图从外戚手中夺回主动权的表现。因此他们也代表着皇权。在桓帝以前，宦官对于皇帝们来说是一股可控的力量，宦官虽然弄权，但若违背皇帝的意愿，便会遭到严厉的打击。顺帝时，宦官不但无法撼动梁商的权位，反而需要他的保护以免遭诛灭，这说明当时的君权相对宦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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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绝对的主动。然而桓帝以后，君权欲用外戚制衡宦官而不能，甚至灵帝时宦官能在未得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矫诏调动军队。此后，宦官大权在握，禁锢士人，统领禁军，位在大将军上，皇帝也“不得自从”，君权便彻底的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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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东汉的皇权，从光武帝开始，直至桓、灵二帝，基本上保持了加强的趋势。皇权的加强与稳定，主要体现在两个平衡的建立，即关东地主和关中地主集团的平衡及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三股势力的平衡。这两个平衡从光武帝开始建立，至顺帝时基本形成。无论在哪个平衡中，西北大族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皇权的异化则是西北大族长期执政的原因。由于皇权与君权必然发生的背离，由君权衰弱而溢出的皇权便成为以外戚和宦官为主体的内朝势力专政甚至擅权的基础。西北大族是皇权异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正因与皇权的加强和异化紧密结合，西北大族在东汉大部分时间维持了强盛的局面。西北大族带给自己和皇权的经验和教训，为后世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提供了借鉴，也是研究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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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子：《两汉外戚宦官专权问题论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陈恩虎：《中国封建社会后妃来源探析》，《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两汉外戚特点比较研究》，《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陈恩虎、刘建芳：《外戚社会心态散论》，《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2期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赵志坚、范学辉：《汉代婚姻形态考述》，《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高荣：《汉代河西的行政区划、职官建置及其特点》，《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孙福喜：《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

3期

朱子彦：《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4期

《略论中国皇后制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垂帘听政制度述论》，《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罗庆康：《西汉外戚四次篡位结果之比较》，《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4期

杨钰侠：《中国古代妇女“问政”举要》，《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高兵：《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

《东汉政治崩溃新论》，《东方论坛》，1999年第4期

王茂福：《宁夏历史上第一位文学家梁竦及其〈悼骚赋〉考释》，《固原师专学报》，

1998年第5期

郭振铎、张笑海：《伏波将军马援与二征起事的若干问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1999年第1期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孟祥才：《论马援的悲剧》，《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陈致远：《考论梁松在历史上对常德地方的贡献》，《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0年第6期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

年第2期

孟华：《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1期

萧平汉：《论西汉的三次外戚专权及其历史地位》，《大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安姝：《从宫省制度看古代的官制》，《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卢星、赵明：《论耿秉在汉灭北匈奴之战中的战略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第12期

祈海宁：《东汉关陇世族与西北战事》，《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出版

刘磐修：《汉代河西地区的开发》，《历史教学》，2002年第11期

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灿辉、符石保：《论两汉之际的陇右隗嚣集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2期

张娟：《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惠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李翠玉：《“党锢之祸”的历史成因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施铁靖：《马援在广西》，《河池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

《马援军事艺术略论》，《河池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试论马援南征的意义》，《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试论马援对古代民族地区的贡献》，《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刘光华：《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

年第1期

晋卫：《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张爽：《试论隗嚣政权中的扶风士人集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万青：《马融飞章诬李固及其原因》，《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红河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康清莲：《从边缘到中心——论两汉皇室女性的地位及外戚专政》，《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2期

朱顺玲：《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曹胜高：《论东汉迁都之争与京都赋的创作》，收于《国学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陈曼平，《从历代古诗文歌咏马援看“马援南征文化”的积极内涵》，《广西地方志》，

2006年第3期

安广禄：《窦氏集团与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文史天地》，2006年第7期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林雯娟：《性别政治的历史追踪》，《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吴桂美：《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7年第3期

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张芙蓉：《皇权下两汉窦氏家族研究》，《沧桑》，2008年第2期

徐兴祥：《东汉马援请通（米尼）冷道上书的几个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谢道光：《窦融谋略谈》，《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裴永亮：《新莽末期东汉初期西北豪强割据初探》，《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年第10期

方原：《东汉都城选址原因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2期

王传武：《东汉党人的地域认同研究》，《中国文化论坛》，2009年第4期叶刚：《窦宪幕府文人考论》，《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吕昕：《东汉的北军与洛阳防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6期

张晨：《窦宪幕府文学考》，《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王明德：《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求索》，2010年第1期

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

致谢

不知不觉，我在扬州大学已近三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即将结束。在论文完成之际，一种复杂情感油然而生：既有完成学业的欣慰，也有无限的惆怅。2007年，我跨进这座校门，跟随曹金华先生攻读秦汉史方向，那时候历史对我来说还是一门陌生的学问，是老师的教导和同学的帮助，使我在阅读水平、文字功底和学术修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最终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要对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曹金华先生。导师严谨的学风、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一直是我敬仰和学习的对象。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和定稿过程中，导师给我明确了方向，少走了很多弯路，尤其在定稿前对我的论文逐字修改，细致入微，大至理论、结构，小至词句、标点均有补正。是导师的教导将我带入了历史学术的殿堂，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三年的学习中，王永平、刘建臻、李文才、孔祥军、刁书仁是我主要的授课老师，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在论文的定稿、写作过程中，各位老师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提供过珍贵的文献，令我受益匪浅。此外，刘诚、王嘉川等诸位老师也对我进行过悉心的教导，在此表示感谢。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接触到许多热情关心、帮助我的同学。吴昌叶、徐成、刘静、范晓娟、唐飞、李志刚等诸位同学和我朝夕相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此外我的室友谢俊涛在语言、文字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三年的学习生活给留给我很多欢声笑语和美好的记忆。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我支持，我是难以完成学业的。他们在专业知识上给我的指导也起到了他山之石的作用。我深知，自己惟有不断的努力前行才是报答他们的最好方式。

感谢各位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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