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妻故事中的才狐故事

狐妻故事中的才狐故事

作者：韦 乐

来源：《浦松龄研究》2010年第01期

摘要：才狐故事是一类高度文人化的狐妻故事。它萌芽于唐代，形成于宋代，至清代臻于成熟。它以才华横溢的狐女为核心形象，表现狐女与士子间的文才应对和精神交接。作为士人文化开始发达之后的产物，它以民俗故事的外壳承载士人阶层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以两性情感的视角反映士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才狐故事；狐妻故事；士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在狐妻故事中，才狐故事是向来被学界忽视但又的确存在的一个亚类。与别的故事相比，它有自己独到的形象定位和文化理念。婚恋中的人狐双方均具备文化素养，男性往往是文人士子，而作为核心形象的狐女也以“有才”为根本形象特征。故事要表现的，并非普通的两情相悦，而是文才应对中的精神交接。

一、故事的萌芽与形成

早在唐代，文学中就出现了有才的狐女，如《广异记·李磨》中的郑氏“于音声特究其妙”；《传记·姚坤》中的夭桃“篇什书札，俱能精至”。不过，唐代个别狐女的才艺仅是对其本人的一种附带性描述，并未对她们与男子的婚恋情节起到实质作用。“才”真正成为婚恋情节的推动因素，是在北宋，主要代表作为《西池春游》和《西蜀异遇》。

《西池春游》出自刘斧的《青琐高议》，故事中狐女独孤氏想博得士子侯生的欢心，在单纯以美貌自荐失败后，就开始向他呈递情诗，既是倾诉爱慕之情，更是告诉对方，自己并非庸脂俗粉，而是有才之辈。侯生果然因她才色双全接纳了她。后来侯生得知她是狐，却因贪念美色不很介意。不知就里的独孤氏因而十分感动，倾才作诗相赠。但侯生对她的心血之作只是随手一翻，其心思更多落在送诗的美貌丫鬟身上。最后，他另娶高门女子，遗弃了狐女。整个情节中，狐女向男子展示诗才的举动已可列入故事的功能性事件，它帮助她获得士子的喜爱，对婚恋的开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诗才只是士子接纳狐女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他对此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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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蔑视和玩弄的层面，而更重皮相之色，故恋情开展以后，“才”对于情节的引导作用逐渐减弱。

而在李献民《云斋广录·西蜀异遇》中，“才”的作用就明显扩大，几乎波及整个婚恋过程。故事中士子李达道先因贪恋狐女宋嫒之美色而与其相欢，待见其本相后，则避之不及。宋媛为与他复合，故意将词作放在其必经之路上，竭力用凄楚缠绵的语句打动他。此词果让李生“爱其才而复思其色”，人狐因此欢好如初。而李生的朋友无不羡慕他有个才貌双全的恋人，这令他很是得意。除初次遇合外，全部故事进程都贯穿着狐女的诗才，她借此与李生复合，又凭此与他相处，取悦于他，而李生也正因见其才华方重新留恋起她的美色，因得到这有才的佳人而快活无比。故狐女之“才”在此已经成为婚恋中比“美色”更重要的质素，当美色失去效用时，它却可以发挥性能，有力地维护婚恋的稳定。

“二西”的出现标志着才狐故事开始形成，它们在形象塑造、情节建构以及故事理念上都已具有比较稳定的形态，通过狐女以才艺取悦有文化素养的男子来展开和推动婚恋，表现有才狐女对士人娱情雅好的满足。

“二西”之后，此类故事继续发展。其中，出自南宋洪迈《夷坚志》的《宜城客》颇值注意。它讲述了好尚风雅的刘三客深山遇狐的故事。较之“二西”，它在情节形态上具有一定的新颖之处，即狐女虽示才在先，但刘生必须要唱和她的诗作才能启动婚恋进程。不过，刘生和诗只是一种将她误作良家美女的挑逗，其诗中的轻薄意味表明他对狐女仍然怀着不够严肃的感情。

二、故事成熟期的本体特征

进入清代，在《聊斋志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等诸多文言小说所刮起的炽烈谈狐说鬼之风中，才狐故事迅速发展，并进入了成熟期，在形象塑造、情节构建以及主题阐发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而明晰的本体特征。

第一，婚恋双方都通文墨，而狐女的才华造诣远胜士子，这成为狐女最根本的形象特征。故事基本都对狐女的容貌蜻蜓点水，却着力刻画她们高妙的才华。就像《夜雨秋灯录·碧云》中狐女碧云从未正式与姚生谋面，却依然能凭借远胜姚生的诗才乐才与之情愫频传，文本着力讲述的，是她如何批改姚生的诗作，以及如何矫正姚唱曲的错误。尤值一提的是，很多故事中的狐女都比士子更精通举业时文。如《子不语·狐读时文》中狐女指陈李生文章弊病，切中肯綮，李生需要多次模仿她的文章方能中举。《留仙外史·古雏鸾》中狐女雏鸾的时文水平远胜奚生，后者正是在她的精心指导下，才考得功名。时文不同于诗词曲赋，在科举时代，这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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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才。狐女竟比士子更擅此道，表明她们实已具备进入“士”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能力。作为女性且是异类女性，能被赋予这样的形象特征，无疑是地位的极大提升，就此意义而言，其他的狐妻故事实已难与相媲。

第二，婚恋情节肇始于文人示才而狐女识才。与高妙的才华相应，才狐们普遍具有不俗的精神气度，并十分重视人格尊严，因此婚恋的展开绝不是因她们积极主动地以才华取悦士子，而是由士子先表现出对“才”的好尚与追求，无意中扣动志趣相同的狐女之心弦，这才引得她们予以回应，或与其唱和，或评议修改其作品。比如《萤窗异草·弱翠》中，王生“独坐诵头场三艺，津津不自胜”，引起狐女弱翠的注意，但她并未立即现身，直到王生两日后又复诵己文，“刺剃不休”，她才终于忍不住前来，指评其文之陋；《后聊斋志异·徐仲英》中，徐生黄昏吟诗，却只成一半，余下两句，“思久未续，沉吟再四”，狐女洛仙知其为雅流，故来相见，为之续句完诗。

某些故事中，士子在刚开始并不具备某种才华，但却具有追求才学的诚挚精神，这也会感动狐女，于是她主动前来授才。比如《拜书》中，段生求学若渴，偶得几本残书，却无人可问，只好置于几上，“焚香百拜，稽首而已”，由此打动了才高性洁的狐女，她这才前来授他学业。又如《杨舟》中，杨生艰于功名而学习甚勤，以至“倦则引锥自刺其股”，狐女深受感动，前来指引他另辟生路，弃文从画，并传他画艺。

由此可见，才狐选择爱侣完全是从共同的好尚和志趣出发，而这正为异类婚恋在平等的人格基础上开展奠定了基础。只有当婚恋双方具有共同的思想域和对话域时，恋情的性质才有可能发展为高质量的精神交流。

第三，狐女与士子在才识应对中建立的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试看《碧云》对人狐恋情状况的具体描绘：

(姚生)每夕有新咏，书碧笺置案头，晨起视笺上已丹黄满焉。中肯处必圈点重叠，小有疵累，亦间加笔削。字迹明媚，的是闺秀，……一夕得句云：“杜鹃啼彻月痕弯，红烛频烧泪未干。玉磬凄凉翠袖薄，那堪消受五更寒。”明日视“翠袖”易“罗袂”二字，……一夕又度曲唱汤玉茗《牡丹亭·游园》一折，忽闻对房有纤指代为掐板，循声按拍，葱印铮铮。若曲有小舛错，声必稍断，俾再从头唱也。由是每夕必唱，唱必拍，如檐溜微滴。断续无讹。

和别的狐妻故事往往充斥着粉香汗情甚至金钱物质不同，姚生与碧云的恋情澄澈得就像一汪清泉。从始至终，二人都未正式谋面，更无肌肤之亲。应姚生之邀，碧云仅有的一次露颜，也只是在他不经意间的惊鸿一瞥，致使他都没来得及了悟。但碧云在诗曲传度的冥冥之会中展现的才华气质已让姚生“大悦服”、“心更喜”。这是一种绝对屏除了“色相”因素而完全靠“志趣”建立起的情感，它强调的是彼此精神与心灵的交融。皮相之交不堪与之并提，它已和《红楼梦》所塑造的宝黛恋别无二致，都是最典型和最完美的知己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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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之外，更多的故事则重表现才识应对中“艳妻兼腻友”的恋情。比如《古雏鸾》中雏鸾既与奚生同寝相欢，更与他谈论时艺，高言妙论令他“爽然若失”，“极悦服，俨然奉女为师”；《萤窗异草·镜儿》中，龚生对狐女镜儿的诗才深为叹服，二人“枕上推敲，床头辨难，或采雅言以相谑，或取妙句而同吟。语笑有声，间至通宵不辍”，及至“或涤瓯茗战，或剪烛手谈，或举诗书为觞政，或纪风景于行笥。而分题限韵，更唱迭和，较前益为豪放。龚初犹强而后可，继且乐此不疲，虽良友之晦明，无以异焉。”

龚生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故事中知己之恋都会因缘尽而结束，于是便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分离悲剧，士子们的痛楚无不形于颜色。比如《夜雨秋灯录·邬生艳遇》中，邬生知道狐女小素即将离去，便立刻以“愿为卿死不悔也”的决心挽留之，知不可逆转时，他“失声大哭”。小素去后，他“由此玉体赢败，念念不忘玉人”。又如《小豆棚·刘祭酒》中，当狐女突然告诉刘生缘尽时，刘生“惊泣不知所措”，“不得已，满设良酝，与女尽醉。且斟且哭，两饮两伤”，最后竟至昏绝。而自狐女去后，他终身“悉除杯杓，不事涓滴”；《拜书》中的段生在狐女离去后，“抚膺痛切，若失师保”，从此“仕进之心悉淡，告归田里”。刘段之悲，乃与伯牙碎琴无异。而《杨舟》中杨生更是因狐女的去世而“坐亦哭，卧亦哭，人慰之亦哭，两目失明”，及至病愈，若有人问之，他“仍然哭而诉焉”。

三、故事的文化解读

从上述分析已可看出，在才狐故事中，精怪传说的迷幻气息已相当淡薄，狐女们很少洞达阴阳，也不擅招财进宝，除去异类身份，她们实与人间才女无甚区别。她们与士子的婚恋情形，也没有传统异类婚恋故事的诡谲神秘，倒颇像现实中文人的风流情事。事实上，才狐故事根本就是士人文化开始发达后的产物，文人借用了狐妻这种古老精怪故事的外衣，注入自己的灵魂，使其成为本阶层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的载体。

士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知识群体，知识既培养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质，也给了他们精英的社会地位，因此成为该阶层竞相好尚与标榜的对象，并深深影响了阶层成员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或轻或重地，都对物质感官之外的精神境界有所追求。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就是对女性的标准远高于常人，貌端性淑、持家育子不过是娶妻安家的标准，而心灵愉悦和精神享受的获得，则要赖于一批通晓才艺，可满足其好尚和趣味的女性。

才狐诞生于唐代，并不是偶然的。唐代是士人力量初露端倪的时代，士人在两性关系上的高端追求促使官妓业开始兴旺。官妓不同于私妓和家妓，她们没有固定的性服务对象，是靠博得广大男客的欢心来赚取生存之所需。特殊的身份令持家育子与之无缘，但她们却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内在素养，而这无疑让她们比良家女子更能满足士人对于两性关系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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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由于当时并不禁止官吏狎妓，故恩客之中有相当多的士子乃至。为了取悦这些文化修养极高的男性，彼时官妓都竞相修习才艺，那些受到推崇而声价日盛者，基本都以才著称，如李季兰“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蜀妓薛涛“性辨慧，调翰墨”，“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书郎”。官妓尚才的现象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士人乐意与之交好，如此循环往复，终导致士人狎妓成为天下盛行的风流情事。士人不仅在现实中身体力行，还将此现象反映进文学作品，《莺莺传》、《霍小玉传》等描写士子才妓韵事的小说在士人阶层中广为流传。渐渐地，他们的笔触开始延展到精怪传说。按照封建礼仪的标准，官妓无疑是淫荡的女性，而传说中的狐女向来也以“美”“淫”著称，故现实中的妓女和幻境中的狐女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对应性，《广异记-薛迥》中薛迥等所狎的东都妓就曾化为野狐；而《任氏》中的狐女任氏在举止上则颇具妓风。士人与才妓的红尘情事作为现实原型渐演化成早期的才狐故事，所以独孤和宋嫒无论在形象还是际遇上都与莺莺和小玉出奇地相似。由此，才狐故事实是士人文化开始发达的产物，与其他狐妻故事主要承载民俗和大众的精神情感不同，它承载的主要是士人在两性关系上的独特理念，其中反映的，乃是这个精英群体的生活际遇和心理状态。

唐宋总体而言，是士人阶层蓬勃上升的时期，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崛起，更令以儒生为主体的士人获得了空前崇高的社会地位。成功的境遇给予了此时士子巨大的自信，表现在两性情感上，就是在男权社会的固有性别心态下追求本阶层特有的好尚，带着蔑视的眼光玩弄女性的才华，以满足自己的娱情之需。所以此时才狐故事中人狐的地位有着巨大悬殊，无论是侯生、李达道还是刘三客，他们端坐着不动就会有才狐送诗自荐，以才艺和美色来取悦自己。在婚恋过程中，他们在尽情享受美色的同时还可以怀着居高临下的赏玩心态对狐女的才艺评头论足，既获得感官的刺激，又获得精神的享受，并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婚恋的结局往往是狐女不渝的诚挚和努力却换不到士子的真情，他们随时都可为“大义”弃狐女如敝屣。狐女被塑造成既风流又不悖逆，只一味迎合士子风雅好尚的玩物，全部故事都用以展现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睥睨万物的闲适自信。

随着历史来到清代，一切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天崩地解的朝代更替让汉族士人彻底发现了自己的孱弱，从自我沉缅的美梦跌回冰冷现实，他们陷入到对自身价值和人生意义怀疑的痛苦之中。清朝立国之后强化理学，大兴“”，这更导致士人群体中广泛存在着愚忠愚孝以及执著科举的艰辛，其可怜与可憎之面目于此暴露无遗，曾经使其深感自豪的文化体系再也不能给其心灵以坚实的支撑。按照荣格心理学的观点，在每个男性心灵的集体无意识层面，都潜伏着一种名为“阿尼玛”的女性特征。当意识层面足够强大时，它不会显现，而当意识层面不足以维系心灵平静时，它便会悄然上升，以弥补心灵的缺失。一旦这种特征发挥作用，男性便会弱化意识层面中对自己性别的强调，而将拯救心灵的希望寄托在一些以女性面目出现的形象上。才狐无疑正是这样一种“阿尼玛”化身，她们的才识总是强过士子，正反映出了士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士子甚至要靠她们指点时文以博功名，正反映出举业给士人带来的精神困扰；士子以诚挚的心灵与之交往，并从中获得超越一切的精神愉悦，正反映出士人对心灵获救的真诚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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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故事在清代这些可贵的本体特征并不全然是士人心象的展现。当时现实中也的确崛起了一批才狐般的女性，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并影响了其性别观和恋爱观。自明清易始，相当多的知识女性接连涌现。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汉魏至近代女作家四千余人，而仅清一代，就数逾三千；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辑录顺治到光绪年的女诗人也有一千二百六十余名。大约受到中晚明开始且在清代民间一直未曾断绝的人欲觉醒思潮影响，这些女性不仅才华造诣甚高，更具有较自主的思想和的精神。比如柳如是之才就被陈寅恪先生认为胜过其夫钱谦益，而其精神气度也相当不俗，顾苓《河东君传》述其“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而“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更难得的是，这些女性很多都表现出超越士子的品性与胆识。柳姬身逢国变，其对民族气节的坚守远胜钱谦益，陈寅恪先生正谓“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袁枚《小仓山房文集》更载吴门众嫒虎丘集会，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旁听者缙绅先生或不解，所谓咸瞠也”。而陈端生等女才子在弹词中着力塑造孟丽君、左仪贞等建功立勋的女子形象，显然也是在寄托自己欲接过男性“补天”重任的理想。

这群知识女性的崛起是女性受男性压制数千年后的一场觉醒，虽不能改变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根本命运，但那极其艰难的大环境恰正反衬出她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旺盛向上的生命力，在那个没落的时代，它无疑是一抹耀眼的亮彩，与士人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颓境中的士人本是怀着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历史心理惯性去关注女性，却发现这个弱势群体竟然存在着自己群体所失落的东西，尤其是那股努力向上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存活的意志，这对于痛苦莫名、出路难知的他们，无疑是精神的巨大慰藉，因此，这个钟灵毓秀的女性境域成为了士人心中神圣而理想的精神家园。向这些女性致敬一时成为士林中的风气，思想界有戴震、袁枚等摇旗呐喊，文艺界有《红楼梦》、《镜花缘》等展现对女性新情感的作品轰动天下，现实婚恋中更有不少士子积极追求才女演绎的佳话，如钱谦益以得柳如是为人生之大幸，沈复以得陈芸相伴是“人间之乐，无过于此”，冒襄在董白逝后，抚膺痛切，写下悲怆的《影梅庵忆语》。才狐故事基本是以士人直切抒怀的文言小说为载体，士人无疑将自己对这类女性的全部感情与渴望浓烈地注入了男子与狐女的婚恋，通过这种古老传说的外壳构筑出他们心中最奢侈的爱情理想与人生理想。陈寅恪先生正言：“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总的看来，才狐故事是一类高度文人化的狐妻故事。它以大众化的民俗故事外壳承载士人的精神与灵魂，从两性情感的视角反映这个知识群体在封建社会由盛至衰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当那个社会制度末世中大多数人仍酣然于梦时，士人却已从自己难堪的处境中滋生出敏锐的洞察力，通过人狐的浅斟低唱、把酒论心表达自己的思索与理想，塑造出以彼此尊重和爱护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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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两性情感，使思想的自主和精神的充溢其中。这实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现代的性爱”相去不远，已极具近代文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