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方式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中国城市化的空问扩展方式研究　刘欣葵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体现出几种方式：城市商贸功能回归重塑商务中　心、城市更新催生旧城的“新天地”、中心区土地置换促成郊区“卧城”矗立、试验政策和大事件拉　动城市发展新区、跨域资本引入促进开发区兴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市群发展、边缘地区的城市　化催生“城中村”，乡镇工业化使“村中厂”滋生，会议休闲化使“度假村”在乡村开花，经济发达　地区的开发向生态脆弱区挺进。基于城市功能成长的城市形态演进，带来了城市功能在城市地区的过　度集结和在农村地区的碎片化现象。　［关键词］城市化空间扩展城市功能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４Ｘ（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７８—０６　一、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的研究综述　城市化不仅是西方文明，也是当代东方文明的中心内容。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影响　城市的力量越来越多样化，但城市的空间形态依旧在传统城市的基础上延续和演化，这种演进的　过程被万斯（Ｊａｍｅｓ　Ｅ．Ｖａｎｃｅ，Ｊｒ）称作延续的城市（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ｉｔｙ）。西方学者对现代城　市空间发展提出了城市蔓延、边缘城市、拼贴城市、区域城市等概念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而　其主要思想是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城市的形态复杂化；自二十世纪中期起，巨型的综合性城市　崛起（万斯，１９９０）。　中国城市的功能在转变，空间的载体在延伸，城市的形态在演进。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很多　学者对众多城市的形态和不同城市形态的组合形式的规律性，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　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进行了分析。把大都市空间增长的过程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　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顾朝林、　吴莉娅，２００８）。学者重点研究了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张庭伟认为，２０　本文是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计划项目（项目号ＰＨＲ２００９０７１２３）和“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都市　圈研究中心（２０１１）”项目（项目号：ＰＸＭ２０１１—０１４２０５—１１３５２２）的阶段性成果。　７８　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中国城市建城区向外扩展，以及与此　同时发生的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整合。熊国平、杨东峰、于建勋认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内涵式增长始终存在，以退二进三最为典型，属垂直型增长，但以外延式　增长为主。外延式增长中渐进性扩展始终存在，但跳跃式增长成为主要形式，开发区是跳跃扩展　的主要载体。陈宇光则提出城市空间扩展具有同心圆圈层扩展、单中心到多中心、形状扩展、带　状扩展……区域中心城市～都市圈一城市群等模式。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大城市的总体规划修　编的实践中，已经把大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转变，作为城市　空间扩展的基本战略。　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具体问题，普遍受到关注的有城市群、城市带、城市连绵区问题、大城市　边缘区问题、城市郊区化问题、农村城镇化问题、城中村问题、旧城更新问题、开发区及商务区　建设等问题。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学者们都从空间扩展类型、与城市及区域的关系、动力机制和　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对全球化、信息化对城市空间扩展的　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在城市形态学的研究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理念是“形式服从于功能”（万斯，１９９０）。　而满足这些转变中的城市功能的区位因素、资源状况、技术条件、体制机制、政策背景不同，城　市空间扩展的方式也会不同。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也是提升城市现代化建设水　平、优化城市功能和布局的过程。本文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的转变的视角，探讨在相应　政策背景下城市空间的扩展方式。　二、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的典型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市化，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经　济一体化的环境中进行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开展的。这一　大环境背景和城市发展基础，在经济高速度增长拉动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城市空间形态适应城　市功能的多样化，形成十种典型的演进方式。　（一）城市功能回归与商务中心区的兴起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商业中心功能萎缩，“公共市场是千百年来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了限制……曾经喧闹而有生机的中国商业城市变成了单调乏昧的地方”　。企业的服务商务　功能也因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而弱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市的区域中心的功能回　归，带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的升级改造。同时，伴随着九十年代的行政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大城市的生产者服务功能而成长起来，城市的商务楼宇纷纷起建，商　务中心区依傍行政区或原有的商业中心，或在新开发区诞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曾有４００多个　城市提出建设商务中心区。典型的商务中心区如北京的金融街、朝阳ＣＢＤ、上海的外滩和浦东　新区，重庆的解放碑步行街等。新型商务中心区以超高层建筑群成为城市高端区域，吸引了国际　性或全国性企业总部的集聚，形成以商务功能为主体、商业和酒店服务为配套的功能区。传统商　业中心的复兴和商务中心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多个就业中心。　（二）城市更新与旧城的“新天地”　中国有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多形成了富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格局、空间形态、建筑风　格、园林水系和城市色彩等。在新中国成立时这些城市的传统格局和风貌基本完好，计划经济时　７９　代城市更新速度较慢面积较小。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面临房地产开发大潮的冲击，传统风貌区被大　面积推倒重建，成为现代商业区或居住区。如北京四合院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取代，狭窄弯曲的　街巷胡同被笔直宽阔的大马路取代，城市传统风貌和格局受到极大的破坏。进入新世纪以后，终　于探索出“旧瓶装新酒”的“有机更新”模式，如上海党的“一大”会址附近的石库门建筑改　造成“新天地”商业街，北京什刹海沿岸、南京总统府附近的１９１２、烟台原海关附近的朝阳街　改造酒吧文化街，使原有的建筑形态与新的都市功能融合成一体，成为新的休闲观光娱乐地。　（三）中心区土地置换与郊区“卧城”矗立　城市中心区商业复兴和商务兴起，带动了土地价格的提升，从而推动中心区的工业和居住用　地向郊区迁移。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合作促成了中心区土地置换，工业外迁进驻选中的开发区；　而居民则定向拆迁到郊区的成规模居住区。北京自八十年代起在旧城外的近郊大规模开发居住　区，如北京的方庄居住区，面积超过５平方公里，人口十余万。九十年代则到城市边缘地区，如　望京、回龙观等地开发更大规模的居住区，其后转向通州、良乡、昌平、黄村等郊区城镇。这些　居住区规模庞大，功能单一，就业用地缺乏，配套商业滞后，学校、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缺乏，与城市中心地区的快速公交系统建设滞后，早晚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严重，形成典型的　“卧城”。　（四）国家战略中的大事件与新兴发展区　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了城市新区的开发，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功能和战略地区。上海浦东新　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和陕西西咸新区，强化了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功能和带动作　用，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自广州亚运会带动天河区、北京亚运会带动亚运村发展以来，承办大　事件已成为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带动新区开发的原动力。承办具有国际效应的体育赛事和经　济、文化会展活动，成为地方政府获取上一级政府资金支持，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促进　区域房地产开发，提高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北京借助奥运会全面提升了城市服务能　力，上海的世博会拉动了老工业区的改造，一些区县借助举办花博会、草莓大会等活动，一方面　带动了城市整体性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同时事件举办区域建设赛场、会议或展览设施，　以及配套的新闻咨讯服务、旅游宾馆服务设施等，拉动了成片地区的开发改造。改造后成为新兴　的高端发展区，拉动城市开发沿着此方向向郊区进一步扩展，或在郊区形成孤立的城市功能片　区。　（五）跨域资本集聚与开发区的兴建　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招商引资活动，使中国经济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成为世界产业链　条上的“世界工厂”。这些工厂的载体就是起自中国沿海城市，后推广到全国各省、市、县设立　的各级开发区、工业园区、高科技园区，她们成为吸纳境外、省市外的资本、技术，并有国内的　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政策特区”。开发区一般沿着高速公路在郊区的农田或村庄　上设立，或与城市连接或形似城市的飞地，规模一般占地几十平方公里到上百平方公里，交通和　市政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很高。区域内以工业厂房为主，配置少量职工宿舍或商品住房，有部分　商业服务设施。目前国内开发区已成为各省、市、县和乡镇工业产值的主要创造地区。行政带动　下的开发区建设，如青岛和哈尔滨等，多以行政中心的迁移为功能植入新区，促进了城市空间布　局转型和功能优化。　（六）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群的发展　８０　为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趋势，国家制定了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城市　群建设，同时加大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铁技术的突破　使半小时、一小时经济圈的形成成为现实。区域经济和交通设施的一体化改变了原来以行政等级　构建的城市体系，在城市之间建立起基于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的城市网络，出现了城市密集区向　城市群和大城市绵延区发展的趋势。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三大主要城市群的依存关系　正在加强，区域协作机制开始运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催生了一些起到区域纽带作用的新城，如　香港与广州之间的深圳，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廊坊等，成为跨域资本的聚集地和区域的贸易节点。　（七）自发城市化与“城中村”的蔓延　以上几种城市化的空间扩展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角，或者说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按照自上而下的路径，通过土地用途和权属变更实现的。下面四种方式是在自下而上的城市　化过程中形成的城市功能空间。首先是“城中村”位于城乡结合部，呈带状或块状分散地镶嵌　在已经城市化的地区中。中国的城市是区域的中心，与农村具有天然的联系。乡村参与城市化，　首先体现为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进城住在没有完成城市化的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民房里，就　形成了“城中村”。“城中村”是一种自发的城市化现象，是城市边缘区的居民为满足自发进城　的农民工居住需求而创造的城市“功能区”，已经具有城市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功能，村庄只是其　存在的“物质形态”，其承载的功能已经城市化。　（八）乡镇工业化与“村中厂”的滋生　中国的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大城市多带有广阔的郊区。郊区的农村地区自八十年代实施　“星火计划”，乡镇开始招商引资创办工厂，在广大的农村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　象。其后，各种乡办工业、村办工业、镇办工业，开始了生生灭灭的过程。近几年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开始对工业区进行整合，如北京由４００多个工业区整合为２４个区级以上的　工业区，取缔和整合的多是乡镇工业区。乡镇办工业对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济的　能力，加快农民致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乡镇工业区选址分散，城乡规划缺乏统筹，产业　发展规划和项目缺乏论证，交通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差，集聚效益难以发挥，特别是容易造成环　境污染。目前全国的村办、乡镇办工业区已数不尽数，使本该属于城市的工业生产职能落在农　村，而农村基本不具备办工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实质上是城市用地的飞地式蔓延。　（九）会议休闲化与集体土地上的“度假村”　会议是集体主义传统下的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一种常规方式。会议休闲化，即会议功能与休　闲功能结合，使机构目标与职工休闲目标相结合，是当前度假村火爆的主要原因。集体土地上长　出的“度假村”，在大城市的郊区肆意开花。这些度假村一般距离城镇建成区较远，多紧邻高速　公路出口，区域内有河流、湖泊、湿地、山地、森林或温泉等稀缺自然资源，建有酒店、会议、　健身、娱乐、餐饮、游览等综合性服务设施。“度假村”占地规模较大，建筑密度较小，装修标　准较高，但规划设计水平和服务水平并不高。如北京的温都水城和九华山庄，孤立于农田和乡村　之中，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系统均未衔接，但宾馆内繁华好似城区。　（十）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与生态脆弱区开发　进人新世纪以来，浙江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土地资源对发展的限制问题日益突出，于是　沿海杭州、绍兴、昆山等七个城市在沿海的围垦滩涂地上启动了大规模的新城开发项目，规划新　城规模超过了建成区规模。围垦滩涂地的脆弱的生态系统极易破坏，复杂的生态功能尚未探知，　８１　生态和城市安全问题都面临考验。在较发达的大城市地区也现此情，如北京良乡地区的小清河　畔，因城市蓄洪区调整了防洪等级而扩张了城市建设用地；北京东城区因开发用地限制而着力推　动地下空间的全面开发；海淀区为推进城镇化，解决城中村问题探索山前浅山区的高密度开发，　这无疑触动了城市生态安全的底线。　三、城市空间拓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城市中心区功能的过度集结和混合布局　中国大城市的空间形态的演进，导致城市布局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城市中心区功能的过　度集结和混合布局。首先体现为商业、商务、政府、文化、娱乐、工业、居住和医疗、教育等各　类各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无序混合。以北京市长安街为例，政务、商务、娱乐、文化、体育和住宅　无序混合。其次是主要通行性干道都演化为商业街，形成“大道两侧经商”的“街”与“道”　混合土地利用模式。再次是城市功能结构中城市级公共服务中心比较健全，但地区级和社区级的　公共服务中心功能残缺，布局分散，交通失于配合。这种集结和混合布局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的　恶化，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的不足，城市交通的拥堵和公共空间秩序的混乱。　（二）城市功能片区在农村的碎片化和孤岛式存在　城市功能片区在周边农村地区的分布体现为碎片化特征和功能的单一布局，体现为工业区、　居住区和休闲度假会议设施像孤岛一样分散地布置在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区。超大规模的居住区的　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形成单一的卧城；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跨域资本、国外技术、外地劳动力、　区外原材料的组合空间，与所在的区域的居民及其生产生活缺乏紧密的联系。大量乡镇工业没有　处理好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乡村的度假村长期处于城市道路和市政基础设施体系之外。　城市功能空间的碎片化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基础设施配置效率低下，　城市运行成本提高，特别是居民生活的不方便以及城乡居民的矛盾加剧等问题。　四、城市功能优化与空间整合的思路　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是从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区理论，走向城市外部的区域城市理论　的。前者以《雅典宪章》为代表强调城市的居住、工作、休闲和交通这四大基本活动，要求实　行城市功能的严格分区，并建立了普遍适用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后者以新城市主义为代表，强　调区域、城市、街区的有机联系，提倡土地的混合利用，意图整合边缘城市、城市碎片和旧城的　功能。新城市主义是在西方已经建立起的功能分区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上，针对边缘地区　的新区城市功能过于纯化形成的功能碎片而提出的，她对严格的功能分区做了修正和补充，但并　没有改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上通过土地用途的混合利用，来培育边缘地区相对　完整的城市综合功能。　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中，既形成了大城市中心地区城市功能过度集结，也形成了边缘地　区城市功能片区过于单一的状况，但已经鲜有人讨论功能分区的基本理论，并努力去完善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倒是有很多学者在谈新城市主义的土地｝昆合利用方式。本文认为，不应单纯地与西　方的学术界一道推行土地用途的混合利用，而应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理论指导实践。　对于城市中心区功能的过度集结，应坚持功能分区的理念，对城市功能进行梳理和优化。完　善市级、地区级、社区级三级城市功能结构，并相应调整土地利用规划，完善地区级和社区及公　８２　共服务设施和各类住宅的结构，优化公共交通配置。特别是应划分道路功能并对道路两侧土地利　用进行调整，根据通行性道路和服务性街道的划分，来重新规划两次的土地用途。在制度层面，　一是要伴随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逐步建立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禁止　随意变更土地利用的性质，包括道路两侧随意注册商业的行为；二是要建立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　设施随同房地产开发同步投资、同步建设、同步运行的制度，避免地区政府和开发商因寻求项目　的经济性而插入城市中心地区，而将其外部性转移给城市而导致使城市整体的运行效率下降的问　题。　对于城市功能片区的碎片化状态，对于城市周边的区域，要从城市规划上整合各个功能片　区，谋划和培育综合城市功能；对于农村地区的自发就地城市化，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　城镇联合发展的机制，探索发展权转移的制度，并与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创造联合发展的制度　环境；同时空间规划上需重新规划城镇体系，特别要与区域交通规划紧密结合，通过现代交通体　系为新城镇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对于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则应遵循生　态优先和安全至上的原则，综合考量开发的利益和代价，总结行政区划调整等经验，探索异地开　发等方式缓解城市空间的限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力争守护好城市生态安全防线。　①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７页。　参考文献：　［１］［关］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著，顾朝　林等译：《城市化》，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年第３０卷增刊。　［２］［美］彼得・卡尔索普、威廉・富尔顿著，叶齐　茂、倪晓晖译：《区域城市——终结蔓延的规划》，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作者简单：刘欣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　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３］顾朝林、吴莉亚：《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　述》，北京：《城市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４］沈建法：《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北　京：《城市规划》，香港大学中国城市发展论坛，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潘莉］　８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