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 亚研究中心主任。直至他逝世前（1991年），他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而第一代美国中国通学者的学术观点正是以费正清创建的哈佛学派为代表，其理论为“冲击与反应”的交互作用论。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四版，198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理京译，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每出新一版，作者都有增加新的内容，颇值得系统的对照查阅。修订版的问世，意味着增加了新材料，使之迎合时代；并注意了人们因时间的流逝，对过去的时间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提出一些新观点。费正清在第四版《前言》中写道：“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说明中国的情况，是他们能够和平的相处。1948年第一版问世后，我们同中国在朝鲜打了三年（1950-1953）仗。1958年第二版出版后，我们在中国南部边疆外的越南打了八年（1965-1973）仗。1971年第三版发行后，随着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1979年，我们才开始解除冷战时代同台湾的军事联盟…..历史随着时势进展，有些问题被人淡忘，其他的事情又代之而起….我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地涌现，以致在我试图利用它们来充实本书内容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

本书的第一版问世，即被认为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丛书》中最适时、最重要的一本。因“中国人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而美国人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财富。着另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了解或误解，他们的合作或摩擦，将对于决定人类的未来起重大作用。”而且，“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和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费正清所做的贡献被认为是最多最大。他很擅长将多方面的感性认识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确切的措辞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形成其论述的特色。

《美国与中国》全书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旧秩序”，论及中国社会的本质与结构是农民为主体，资本主义不发达，商人与士绅的地位不高，政治传统是官僚体制，朝代更迭；思想文化则以儒家思想与经学占统治地位。第二部分是“革命过程”，从西方的入侵谈起，论述到“反叛与复兴”，以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与少数民族起义为例，论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维新与革命”，从帝国民族起义为例,l论及中国队西方的反应等；“维新与革命”，从帝国主义谈到自强运动、戊戌改革，维新派的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孙中山，清廷的改良与共和革命；“国民党的兴起”，探索新秩序，代议民主制的垮台，军阀割据的出现与城市民族主义的成长，学生运动与新文学，国共联盟与国民党取得政权；“南京政府“，蒋介石崛起获得权力，政治上的一党专

政，经济上走向工业化而农村问题严重；”共产党的兴起“，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毛泽东的战略，到延安后再抗日中得以壮大，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与解放全中国。第三部分题为”美国与人民共和国“，论及内容包括美国历来对华政策，特别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贡献，美援与调处，国民党的垮台，美国丢失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新秩序，党政军结构，土改与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社会主义的改造，农业集体化与“一五”计划，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分裂。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官僚主义流弊的滋长，社教运动与对毛泽东的迷信，“文革”的发动与推行及其后果，毛泽东的丰碑；中国与美国的前景，70年代的新观点，从过去看今日的中国，实现现代化与建立新秩序问题。全书的构思与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费正清的学术观点与论述的特色，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

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七章，用总结兼反思的语气写道：“美中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对两国人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它的末尾是旧秩序的最后解体——传统中国文明以及使中国接触现代世界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及其基本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是彻底改变了。在1949年以前，我们支持了毛衣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以后的20年，我们禁止美国人同大陆发生关系。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来破坏这种完整。……….如果说中美人民之间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历史完全是我们的过错，那就如同说它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那样愚蠢。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持有实事求是饿的观点，因为今天两国人民都处在麻烦中。然而，抱有事实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人从西方侵略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巴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这可以视为作者的写书目的，也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和美好的愿望。

这版本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观点。比如在第一章“中国景观”中，就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李绿色天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同时作者通过南北对比、中国的渊源、人与自然的协调

等来描述中国景观。在本章最后，作者写道：”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在这样密集的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从中国景观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同时作者在论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作者认为：“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清盘的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动力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关系扩张性质的总和“。作者也从过去曾主张国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观点，改变为“台湾是中国唯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台湾（地方政府）应“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很可能是讲的通的”。它“可以有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危及中国中央的国家主权和统治权”。作者并且承认了“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因此应“把台湾省看作大陆的一部分“。

作者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写道：“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不刚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每天都是暂新的，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地再其中生活着。中国的大革命是传统和创新的类似的混合物”.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旧格局，与新目标奇特地交织在一起”。

对新中国的成就，作者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认为人民中国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苦难后，在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动员了全民的集体力量 而取得的成就”。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国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农村,就会 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是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国家复兴的佐证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暇接的。作者认为：“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3年，机器制造业每年增加20%，钢铁的产量痛着一样，1965年以后的石油产量也是如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者……在25年间，工资增加了30%到40%。….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的多。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经济的增加平均每年6%或7%,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加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作者在第11章共产党的兴起中也提出了新的观点，作者说道：“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

——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入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入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头十年的起伏多变”中叙述了早期共产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兴起中”，说道：“毛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学了不少东西：国共分裂后，他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主要工作在共产党内的组织人员；事实上，正如莫里斯･麦斯纳所说的，毛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心，离一个绝对的列宁主义者还差得远“。在”毛的战略“中，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反复申诉，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它按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认为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然而，建立农村苏维埃根据地，早就是共产国际的想法。问题是谁把那种根据地置于比较优先的地位。毛离经叛道的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其在”延安的战时扩张“中声称：”由于全面抗日运动将有助于达到双重目标那就是是日本不致进攻俄国，是南京不致进攻中共，所以难怪中共和共产国际在1935年8月初要呼吁在新的统一战线内进行全国抗日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在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它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爱举国抗战的暂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实力“。

同样在本章的“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中，这样写道：”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但是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只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者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辞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

该书也认为：“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农业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供应，仍旧缺乏充分的保证。人口比粮食单产量更易于增长。中国的农业现在面临着投资多而增益日少的问题……人口众多的压力，仍然是中国最难受的遗产的一部分.”进而指出，我们可以像莫里斯･麦斯纳那样断言：”毛泽东身后时代的特征，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任和民心问题。是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十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的事，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是个问题。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再现。随着革命意志的减退，革命意识的淡化，贪污腐败，压榨人民，脱离群众的事件必然发生……当大官的总有高级轿车，招待所，勤杂人员，专机……干部阶层不

可避免地像旧官僚那样使它本身永存下去……营私舞弊的诱惑力是始终存在的…..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比我们更加注意个人的关系。“这些都并非是危言耸听之词。

作者能在60年写出这本书，体现出作者本身的深厚功力和独特视角。美国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这样说到：”在过去三十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的、更夫于观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 原因。

由于作者写作时间的限制，使得作者未及论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同时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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