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实业家”张謇为何失败

“状元实业家”张謇为何失败

□□郭晔旻

在科举试场上，他状元及第，却没有沿袭学而优则仕的惯例，反而异乎寻常地投身商海，而以“状元实业家”留名史册；他的商业帝国一度欣欣向荣，最终却彻底倾覆。清末民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沉浮令人唏嘘不已。

状元下海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21岁开始在地方担任幕僚。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军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名震一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乡读书。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自1868年以来，张謇在科举道路上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120天，最后终于在1894年考中状元，登上了科举金字塔尖。

但张謇已志不在此。中了状元的当日，他却在日记里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杨辕驹，久倦风尘之想。”虽名为状元，却对在朝为官失去了兴趣；连参加这一次中了状元的会试，也只是为了不违父命。

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甲午年中国战败和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更是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张謇对清政府允许日本在内地设厂深为忧虑，认为“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因此他主张：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如此“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这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明确表达。

另一方面，清政府既在《马关条约》中允诺日本可以在中国内地投资办厂，自然也就不好再禁止本国人士投资办厂。于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委丁

张□謇

忧在家的张謇总理南通一带的商务。“状元办厂”的壮举就此拉开帷幕，但当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仍旧是社会主流，从“士”到“商”的转变并不容易，后来张謇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

张睿的实业生涯是从1895年创办通州大生纱厂开始的。“大生”两字出自“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了他“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的美好愿望。

张謇虽有状元之尊荣，然办厂毕竟不同于写诗赋文，未有实效难树信用，因而拥资者大多持币观望，故其当时集资过程之艰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千磨百折，忍侮辱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前后五年，张謇奔波于沪、通、宁之间，求助于达官贵人与富绅商人之所，耗尽心力，费尽唇舌。在依靠卖字所得支付路费和生活费的惨淡经营下，终于筹集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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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盐量高，每逢狂风大潮海水远入内陆，凡被淹没之区，三年之内不长草。经过2至3年的盖草、淋洗等土壤改良后，仍只有3至5分耕作层，盐垦公司曾用牛犁田，“一耕就是六英寸深，本来卤质已经降下，反而把它翻了上来，以致颗粒无收”。最合适的办法反倒是使用人力对盐碱地进行改造。到1925年，近20万通海垦民共围起可耕地达110万亩的棉花生产基地，以致“全国棉田，苏省占四分之一，垦地又占苏省二分之一”。

这是多赢的结局。张謇的商业帝国获得了棉花基地；通海两县在短期内减少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而大大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而原本荒凉的滩涂地带随着海门人的到来出现了一个个集镇，张謇甚至计划垦区每个市镇“有街道长约五六里，公园兼运动场”。直到今天，沿海仍有大量地名以当时的垦牧公司名称命名，包括今天盐城市大丰区，垦区至今仍有许多操持着海门话的飞地。

盛极而衰

清末民初，张謇一介书生，竟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为历代中央政府所垂青倚重：清政府聘其为农工商部一等顾问，孙中山聘其为实业部长，袁世凯聘其为农工商部长兼水利局总裁。谁知，就像张謇自己担心的那样，“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1922年后，状元实业家的事业从辉煌的顶峰猛然跌入黑暗的谷底。

一方面，晚年的张謇被连年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昔日的冷静与稳健。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他一心想把南通建成一个模范地区，因而大力扩展一系列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地方事业，而其经费来源仍是大生纱厂：创办淮海银行，又从两厂调拨余利70万两；为了创办中比航业贸易公司，又一次截留两厂的余利72万两。这些新企业多数也是只蚀不赚。如此一来，新厂办的越多，地方事业发展越快，大生纱厂的经济包袱就越重，也就越发制约了大生的发展。

更根本的原因是，大生纱厂成功的基础，在于通海地区农村织布业的发展。而大生所产机纱，又有70%是专供以东北为销场的关庄布为原料的，“向视营口布市畅滞为升降”。日本势力对东北的入侵，使得通海关庄布销路大减，日本对东北侵略步步加深，关庄布所受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日本在东北口岸进口棉布的价值指数，若1913年为100，则1922年已上升到124；而关庄布1920年产量为157400件，1922年输往东北量则降为104348件。关庄布被挤出东北市场，直接导致了大生系统各纱厂的亏损：当年，大生一厂亏损39万余两，二厂亏损31万两，张謇的商业帝国从此走向衰落。

这并不完全是日本产品具有大机器生产的优

股金，使“大生”得以将机器设备安装完毕。1899年阴历四月，纱厂正式开工。这时，实收资本仅44.51万两。其中官机作价25万两，而商股只筹到19.51万两。在此同时，由于民智未开，工厂招工都遇到困难，南通民间居然盛传进工厂要“童工祭烟囱，女工被洋鬼子割乳房”，今人观之，实在是不可思议。

棉纺巨头

张謇选择开办纱厂作为实业的起点自然有其道理。乾隆中期，南通的棉花已成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作物。当时的海门、通州“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而出产棉花的质量更是夸称“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在此“产棉最优、收棉较廉之区”就地设立纱、丝厂，可以压缩成本，“生货便入，熟货便出，获利非他处可能比”，自然事半功倍。

何况，南通土布生产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通海两县土产关庄布向销东北三省，年额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大生纱厂所产机纱全用优质通棉制成，质量好，特别是可以就地供应农民织造，一出厂就广受欢迎。大生纱厂建成后，当年即获纯利3. 87万两。以后利润总额逐年递增，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随后张謇又分别在海门、崇明设置大生分厂，至1923年短短20余年中，发展到拥有纱锭16万余枚，布机1300余台的纺织业巨头（超过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使南通成为长江三角洲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号工业城市，达到了近代历史上发展的顶峰。南通被称为“近代第一城”，张謇的贡献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

大生纱厂始终是张謇实业的核心，纱厂需要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如此才能不受制于人。当时的苏北沿海，正具备了这一条件。清代的江苏，素来被称为“人文渊薮，财富奥区”，但这只是指旧属两浙路的江南部分。“自扬州以北，风景与江南大别”，其滨海地带大片土地属淮南盐场，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仅有三人。随着黄河南徙夺淮入海，苏北海岸线快速淤进，范公堤以东海涂不断淤宽，成为一片“积百有余年”的“穷海荒凉寂寞之滨”。

张謇选中了这片南起吕四，北至响水的滩涂地带。而当时海门一带又提供了足够的人力。自从清代逐渐成陆以后，大量崇明农民移居这片“北沙”（包括1929年前尚属崇明县的启东），与当地土著泾渭分明。到清末民初，海门、通州一带的移民已是崇明本岛人口的3倍，使得这里成为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

1901年开始，张謇建立“通海垦牧公司”，于1901~1923年间从大生企业集团抽取用于垦殖和移民的经费多达200万元以上，组织通海两县农民（通称“海门人”）北上垦荒。这里的黄海滩涂土地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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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如何律己宽人

□□王树人□

律己宽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意思是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用宽宏大量的胸怀对待他人、包容他人，即《增广贤文》中所强调的“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宋代陈亮《谢曾察院启》中，有“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之说，可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最早说法。中国古代官员历来讲究恕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不少古代官员的处世哲学。

吴隐之饮“贪泉”之水而不贪

据《晋书·良吏传·吴隐之》载：隆安中，吴隐之赴任广州刺史，经石门，“有水名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吴“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就任后，吴“清操逾厉”。

晋代时，广州是个十分偏远但又十分富有的地区。此地出产奇珍异宝，为官一任，只要稍稍带上一些回来，便可受用不尽。因此，大多数官员往往都是为了搜刮民财才到那里去的，担任广州刺史的人，一般都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安帝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就特意任命当时以廉洁著称的吴隐之为广州刺史。

吴隐之奉命去广州任职，在走到离广州还有二十里的一个名叫石门的地方后，看见有一泓泉水，便跳下马，想喝一口泉水。正当他要举瓢舀水时，一名老者走上前来劝他不要喝，并告诉他，这泉水名为“贪泉”，传说不论是谁，只要喝了“贪泉”的水，都会产生贪得无厌的欲望。吴隐之听了，哈哈大笑，

对周围的人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传说。我来上任，一路上见到了许多的奇珍异宝，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官吏越过五岭就会丧失清白的原因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节操，就不会为之所动，又害怕什么贪泉之水呢？”说完，他连饮了三瓢“贪泉”水，并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诗的大意是说，古人说喝了“贪泉”水，就会变得贪得无厌，这话并不可信，如果给志趣真正高洁的人喝了，他仍然是不会变心的，表明自己要像商末的伯夷、叔齐一样，坚守节操，决不变心。

在广州任上，吴隐之确实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为官一尘不染，甚至比在其他地方为官时更加清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平时，不义之财，一文不取；一日三餐，仅食蔬菜和干鱼。任满以后，吴隐之从广州返回京城时，随身带的仍是自己上任时所带的一点儿衣

势。事实上，早期的日本产品是依靠仿造“通州大布”“松江标扣”才得以进入东北市场的。关键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本着侵略野心，把持垄断，一切交通运输、海关捐税、金融物价等等，都在它的掌握之下，哪里还有通海一隅所产土布的地位！”一位日本学者曾将张謇与“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进行过比较。他认为，涩泽荣一在日本近代化事业中能够较顺利地取得成就，而张謇则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困难重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日、中两国近代企业的“经营风土”不同。涩泽荣一可经常得到政府的帮助，反观张謇，却很难从政府得到保护和帮助。关庄布在东北的失利及大生纺织系统因此受到的灾难性影响，是当时的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市场的直接后果。

尽管张謇作了不懈努力，但已经无济于事。到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由于资不抵债，只好提出清资偿债。是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债权人团，全部接管了大生各厂。此后，张謇虽仍在名义上留任董事长，却完全丧失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30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张謇心情可想而知：“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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