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

工业工程0802 徐亚威 200803166041

1994年至2002年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战略转折阶段。欧盟出于自身战略的需要和重大实际利益的考虑，开始改变它在此之前一直相对轻视亚洲与中国的。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这是中欧关系开始发生具有战略意义转变的启动阶段，中欧双方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欧盟方面的努力似乎显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为此，欧盟在此期间相继公布了一系列涉及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重要文件；在政治方面，构筑重要的沟通渠道，包括始于1996年的亚欧会议，始于1998年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经济领域，2000年5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达成双边协议，中国“入世”进入最后成功阶段，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科技、文教、环保、职业培训、支持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WTO 项目等方面，中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2003～2004年之交，中欧关系发展进入新时期。这期间，中欧双方各自发表的重要文件和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明确建立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中国、欧盟（欧洲）和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下，中欧在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上出现愈来愈多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在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确定建立完全自主性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利于中国、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这一进程中采取了前所未见的积极主动行动，2004年几乎成为中国的“欧洲年”，并为发展对欧关系成立了新的相应机构，表明双方都在重新认识对方，并已从中得出重要结论。

循着上述观点思路，本文重点研究中欧关系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侧重贸易投资方面；探讨促进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重点考量中欧关系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对称性以及如何寻求更多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中欧关系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中国-欧洲联盟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近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中欧双方仍需进一步努力，包括拓展经贸合作、妥善解决分歧摩擦等。 （一）历史最好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欧盟驻华使团团长安高胜语）。这不仅表现在中欧经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日益提高，而且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法律保障。

1.2003年，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久有望成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经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区外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125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4.4%*，进出口总值已接近于日本（1336亿美元）和美国（1263亿美元），增长速度则超过日本（31.1%）和美国（30.0%）。同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前身）1975年正式建交时双边贸易额24亿美元相比，2003年已为当年的52倍。截至2003年底，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6158个，实际投资377亿美元；其中，2003年欧盟投资项目2074个，实际投资38亿美元。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2003年当年列第6位。截至2003年底，在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16158个项目总数中，45%（即7318个）

发生在1979～1996年18年间，在实际投资总额377亿美元中，则只有24%（即亿美元）发生在上述时间段；相应地，有55%的项目和76%的实际投资发生在1997年至今的7年时间内。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国都相对集中在欧盟的5个成员国身上：截至2001年底，欧盟15个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累计吸引外资总额的7.65%，其中7.00%集中在英国（2.48%）、德国（1.79%）、法国（1.26%*）、荷兰（0.95%）和意大利（0.52%）5国，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2%；在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1252亿美元中，德国（419亿美元）、荷兰（1亿美元）、英国（144亿美元）、法国（134亿美元）和意大利（117亿美元）5国合占了欧盟对华贸易的77%，即欧盟在中国外贸中所占14.7%的比重中有11.4%来自上述5国。

2.政治支持是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欧经贸关系长期相对稳定而又迅速地发展，本身就是这种关系“质量优良”的一个标志，它同商品、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及其产品质量提高一样重要。然而，更值得强调的是，中欧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相对顺利的发展，除了建基于各自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双方彼此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需求之外，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仅以建立中欧双边高层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和政治与对话为例。中欧新的双边政治对话机制建立于1994年，1997年恢复了1996年中断的对话。1998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欧盟-中国政治对话升级为首次欧中领导人会晤。从1998年至今，中欧会晤已经举行了6次。2003～2004年之交中欧之间一连串的政要互访尤其重要。这些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积极成果给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上述内容已经足以表明这一点。 （二）拓展经贸合作

拓展经贸合作不只是指做多做大中欧之间“生意”本身的问题。为此，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欧双方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继续致力于强固和开辟有效的经贸渠道以及及时准确地把握对方对一些有关重要问题的观点认识与主张。 1.进一步提高中欧双方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根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欧盟在人口、对外贸易、资本输出等方面均超过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大体与美国相当。欧盟努力要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发挥日常影响，而且要争取主导制定世界贸易规则，还要争取主导参与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在国际政治领域，欧盟正在谋求并且逐步成为与美国追求世界霸权明显不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主导力量，而且要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的风范，它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不同于美国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主张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和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重视并寄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利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九一一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上述信念，也更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欧洲模式的某些认同。不仅如此，欧洲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可供参考的社会-经济模式，即重视市场经济，但不听任市场社会，而不奉行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加市场社会。随着欧盟成员国扩大为25国，欧盟的经济政治力量与影响将趋向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的迅速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日益提高，而且前景乐观。中欧双方各自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2.强固和开辟有效的经贸合作渠道。首先，要恰当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地位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履行义务，放弃原来那些准予我国一些企事业

单位的特权以及违规保护；同时，我们应该充分享有权利，其他世贸成员现在有义务来依照世贸法规重新审查其以往对待中国进口产品的和做法，那些曾经适用于中国进口产品上的武断的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应依照世贸组织的规定而进行改变。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世贸组织成员理论上仍可能在今后十来年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将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公平和透明度原则来监督并干涉其他成员在实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时的不合理行为。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从此可以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实际上是世贸组织成员间达成的协议，但受这些规则影响的真正利害关系方是它们那里的工商企业。因此，我国有关工商企业应当学会如何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同时也可合理地借助和行业组织等来为自身合法利益服务。 3.及时、准确地了解、把握对方对一些有关重要问题的观点认识与主张，并恰当予以应对，是拓展中欧经贸合作的关节点。例如，如何评估中国“入世”后中欧双方的行为表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反倾销与技术壁垒问题、普惠制“毕业”制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某个政治问题等。在上述列举的问题中，内含着一些分歧与摩擦。妥善解决这些分歧摩擦是推动未来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欧经贸关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分歧摩擦大多是相互关联的。目前，欧美紧盯着中国“入世”后的履约行为表现（反之，中国也十分关注欧美的相应实际行为），其实质是中欧双方是否真正如约按市场经济原则要求办事，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

1.目前欧盟担心中国什么？要求中国什么？欧盟的主要担心是：中国“入世”后，出口将进一步加快增长，而且出口商品将从传统部类日益提升到高科技领域，包括机械、汽车、家具、有机化学制品等；欧洲生产基地可能会进一步迁往中国，影响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欧盟贸易逆差日益增长，据欧方统计，其对华贸易逆差已达500多亿欧元。欧盟的主要要求是：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特别是在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中国公司管理中遵守会计法、充分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公平执行企业破产机制程序、金融机构按市场规则运作、提高透明度、地方当局也必须执行贸易法规等方面；欧盟实际上也赞同美国的主张，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并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但欧盟所持态度比美国更谨慎；要求中国不提供扭曲贸易流量的直接或间接补贴。欧盟的上述担心与要求，日后究竟如何付诸行动，十分值得关注。

2.关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1998年，欧盟把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剔除。两年后，俄获得了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中国还须等待。欧盟从经济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说俄公司的法律框架已不受的影响，它们在其他方面的法律框架，如会计法、贸易法、破产法、外币兑换条例等，已与西欧十分相似。欧洲人往往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说成是“技术问题”。而中国人常常把它视为政治问题。笔者以为，二者都不尽然。诚然，任何一位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现实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特别在最近10年中，无论在商品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还是在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宏观经济“自由度”位次迅速上升。

3.反倾销与技术壁垒问题。考虑到欧盟近来的动向以及越来越高的技术壁

垒，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欧盟15个成员国2004年3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重新修订反倾销贸易提案的条件和标准的决定，引人关注。有人认为，这项决定意味着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因为今后欧盟若需要动用反倾销措施的话，程序简化了，时间缩短了，总之是“方便了许多”。不过对此也不宜过于渲染，于事无补。为妥善解决此类问题，我们要努力早日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寻求世贸组织有关法律条款的保护；出口商可据理逐例申请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即个案待遇；弄懂对方游戏规则和技术路线，对此国人尚需学习；在反倾销问题上，我国企业不应再不战而溃，和行会组织等有关方面应提供合法帮助；中国自己也可以反倾销立法并据此采取必要行动，事实上我们也已经这样在做；此外，中国企业也实在需要自律自强和进行必要的重组。

4.关于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目前，欧美都有人在利用它们的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做文章，这引起了双方的关注。在欧盟，逆差之所以惹人注目，直接原因是欧洲人计算出它的数据已由1993年的88亿埃居（欧元前身）增加到了2003年的500多亿欧元。在中国，有关方面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它们已经了解了欧洲人对此所做的分析以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 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两项关键因素

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这里只提出两点来进行简短讨论：一是关于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对称性与互补性问题，二是关于如何理性对待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一）减轻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扩增和加深双方之间的对称性和互补性

1.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三个方面。

中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首先表现在双方各处的发展阶段高低悬殊这一点上。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使中欧优先发展和保护的产业有所不同，发展的方式和策略也有所不同。在中欧经贸关系中，欧洲的很多产业和产品都占据优势地位。这些差别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提供某些合作机会，另一方面也不时在引起种种利益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知识产权、产业保护、农业、社会标准等诸多方面。WTO 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就是以欧美为一方的农业保护主义等“单边强迫性”损害了巴西、印度、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结果。欧洲人还在WTO 和亚欧会议等场合竭力主张把包括最低工资标准、问题、环保措施、竞争法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条款”写入WTO 规则，这将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使它们仅存的一点优势——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也丧失殆尽，其后果将是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机会。

2.探寻更多更大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为了推进中欧关系更好地发展，中欧双方都应从上述诸多的不对称性中探寻更多更大的根本利益的对称性和局部利益的互补性。对此，就中国方面而言，笔者提出下列7点思考：

（1）使中国对欧的战略外交取得实质进展。在这方面，通过2003～2004年中欧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以及中国和欧盟各自和共同发表的一系列性文件建立起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但还需从认识与途径两方面着力予以巩固与发展。

（2）重视开拓欧洲市场，同时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让中国力量在欧洲人心中的分量加重。在这方面，长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欧洲拥有资本和技术

优势，中国拥有人力和市场优势，这些要素根据市场的规律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使双方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而迄今基本上由西方制定的市场规则是保障这种交流的条件。在这些认识下，中欧经贸关系一般都被看成是高中端与中低端之间的交流。这种看法应该开始改变。中欧经贸关系将日益走向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为此，中国积极主动地开拓欧洲市场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这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

（3）在制度观念问题上的沟通点要逐渐增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国与欧洲在不少思想观念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在增加，这将为减轻中欧政治文化不对称提供一个新的动机。加之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文化多样性，这就使本不对称的中欧文化有了另一个对称的基础。中欧通过对话与合作，在、民主、法治等问题上正在日益增进了解与理解。这种了解与理解，相比政治层面上的进一步交往，其根基更为深刻。

（4）中国应抓紧时机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中国不断扩大发挥其影响力的主要源泉。目前，中国按现行外汇汇率计算的GDP 和进出口贸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仅及4％、5％、6％，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实际影响却要大得多。例如，从经济增长总量看，过去10年间中国的增长额约占世界的1/4.①「①［法］《回声报》经济月刊，2004年第2期。」加速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也是中国在同欧盟的关系中追求可靠对称性和平等互补性的真正关键所在。同时，我们还应认真关注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迅速崛起、经济可能出现波动、“世界工厂”、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缺乏或执法不力、“暗箱”、“入世”履约等问题的担忧，其中有的并非全然无理。

（5）中国应积极致力于使自己也拥有一定的地区力量依托，首先是成为东亚的一个重要角色。欧盟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是它有强大的集团依托，而中国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可靠的借助力量。为此，我们要重视朝鲜核问题多方会谈、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还要冲破“历史牢笼”、推进加强亚洲团结、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在亚洲及其次级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货币合作等工作。

（二）在世界经济更加需要合作，又有更多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理性对待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首先，我们应对当今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它们首先来自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它一方面固然给国际贸易投资带来了新动力，但另一方面又使各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与利益不一致日益显得更加突出，其结果是从产品、领域到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这同样适用于中欧经济关系。 其次，我国遇到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为我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反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包括企业和。 最后，针对中欧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中国特别需要加紧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并且参与制订相关的国际规则。中欧经济贸易摩擦大致可分五类，即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和技术性贸易摩擦。它们的生成原因和解决方式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