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解

人与自然和解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生态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人类学立足于人类民族文化的差异，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与形成机制，探寻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生态安全的人类文化支持体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多有探讨，集中反映了其生态自然观。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生态人类学理论研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具有生物性的一面。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发展的产物，始终以寄生方式植根于自然生态系统。因此，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先在性。在人类出现以前，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前，自然就客观自在地存在了并按一定的规律运行着。人类以及人类活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点。自然界及其辩证运动是人类产生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的存在物。”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威胁。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性，同时又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对人和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界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孤立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成为人的

对象世界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被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与人分离的或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自然界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自然环境和条件。人类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外部条件中不断地稳态延续和发展着。

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活动场所。“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人类在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改造了自然，也创造了自然。自然界由于人的作用而与人发生了一种属人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人类社会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性。因为人类必需从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但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千差万别，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用文化的手段满足他们的需要”，因而也产生了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借助于自然界而进行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和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在生产力大体相似而其他社会条件相近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丰富与贫乏、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的效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 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

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凭借不同的文化，通过劳动和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人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并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生活的要素和自己存在的基础。人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和支配自然界，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物质生产劳动是表征“人类特性”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人以自己的劳动为中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与自然相对立。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作为能动的人而言，要想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要想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人与自然界之间还需要一个变换的过程，这一变换的过程就是凭借文化进行劳动实践。以劳动实践为手段，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实践。自然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对象，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

生产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不仅生产出人们生存和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劳动产品，同时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即人类的劳动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意味着建立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结合形式。人是社会和环境的产物，社会和环境也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和改变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在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从根本上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的存在状态和规定性，而且创造了一切属人的存在状况和规定性的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并通过发展了的劳动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不断变为现实。

人正是通过劳动而占有和支配自然界。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的交往和对自然的占有就不可能发生。人与人类社会的存在也不可能。通过劳动，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人与自然由此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劳动这一中

介和纽带，人使自然发生变化。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系统整体。劳动实践把人和自然有机统一起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

三 生态灾变形成的根源

人类凭借文化，通过劳动这一中介，改变了自然的原始状态，使天然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自然界按照人的希望和需要发生变化。“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作用于自然，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界本身的形态和面貌，另一方面也把人的精神要求和价值目标物化到自然界中，改变了自然，也扰乱了自然，引起了对自然的破坏。

人类要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就必须经历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发生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人类的劳动实践具有两面性，即人类的劳动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但也可能以异化形式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成为破坏自然的力量。虽然人总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来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的”和“属人的”关系，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时空范围内，人的“为我”的活动也可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异己的”否定性的效应。尤其是当社会存在着强制性分工、存在着私有制和社会为阶级因而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的时候，人类创造的“为我之物”，就可能“异化”于人而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分地追逐利润，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地破坏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大自然也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无情地报复着人类。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不仅对工人残酷压榨和剥削，而

且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人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和自然关系的恶化。为了利益最大化，资产阶级不会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产规模扩大对自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相反，他们对自然进行尽可能多的开发和消耗。资本主义把人的一切需要简化为对物的贪求。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求又不断地刺激着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模式，在其前端造成资源的枯竭，在其末端造成环境污染。私有财产统治下的社会，自然界的一切被当成获利手段，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制度性根源。

四 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财产关系――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关系。人对过去的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必然影响人们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由于劳动的异化，自然界成了人与人相异化的媒介。被物欲所控制的人们无节制地掠夺自然界，使自然界不仅不能促进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使人与自然相对立。只有建立一种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人才会成为自然界自觉的主人，才会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不让自然作为盲目的异己的力量统治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其社会内部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主义。“这种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主义社会，私有制被消灭，异化劳动产生的条件被消除。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恢复和谐的状态。异化劳动的消除意味着人以劳动为核心

的类本质的实现。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正确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并立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建立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人类实践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阐明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社会制度层面提出了解决办法。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生态人类学深入理解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人为生态灾变产生的深层原因，探讨消除人为生态灾变的对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注：本文系广西社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桂东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策略研究”（编号：08BZS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