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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宣威田坝的故事

来源:华拓网
⽑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次,长征是宣⾔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失败⽽告终。”

今年是中国⼯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继承长征精神!为了缅怀⾰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弘扬长征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续的精神,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后辈不忘历史要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我们事业前进的动⼒。我多次到村中进⾏调研和考察了历史,查阅资料将红军长征过⽥坝的故事收集整理,传承后⼈,不忘历史。

1936年3⽉23⽇,贺龙、任弼时等同志指挥的宣威虎头⼭战⽃,在当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事迹。这⼀组故事是根据(宣威市史志办何道勋、云南省⽥坝煤矿周⽟伟的资料和本⼈调研搜集资料整理编发的)。⼀、 贺龙元帅长征住宣威⽥坝在翠峰村睡⼋仙⼤供桌的故事

在宣威⽥坝每当提起红军长征时,第⼀个想起的就是翠峰村黄初信家那⼀⽅古铜⾊的⼋仙⼤供桌。

据介绍宣威虎头⼭战役后,1936年3⽉24⽇,红⼆、六军团继续向东转移,经龙场分别进抵宝⼭、格宜⼀带宿营。25⽇,分别进抵⽥坝、海岱等地宿营。26⽇,两军团均于原地休整,国民党中央军郭汝栋纵队追⾄宝⼭、格宜⼀线,红军指挥部令⼆军团⼀部前往阻击,双⽅对峙于四⾥座格⾹河两岸。此间,红军在宣威⽥坝、海岱等地开展⼤量的⾰命宣传和打⼟豪活动。⼆军团军团部还在⽥坝⼩学等地组织演讲和演出⽂艺节⽬,在这⼀带写下了不少抗⽇反蒋的标语⼝号。

听上辈⽼⼈介绍:1936年3⽉25⽇(农历三⽉三)红军从宝⼭到⽥坝(四⾥座、翠峰、龙德、回龙寺⼩河湾、湾⼦),正逢回龙寺赶三⽉三庙会,当地百姓,⾸先是躲,后来偷偷地看这些⼈,这些⼈到了村⾥打扫卫⽣,砍柴,挑⽔,刷标语等。后来百姓陆陆续续回到村⾥,红军进⾏了⾰命宣传,打⼟豪,分⽥地。

红军总指挥部设在恰租戛村(现名翠峰村),贺龙军长住在翠峰村黄初信家。黄初信家母亲介绍:他家⼋仙⼤供桌,贺龙在上睡了两个晚上。⼋仙⼤供桌为什么贺龙敢在上睡觉呢?猜测,当时,可能是给百姓做⽰范,不信神⿁,闹⾰命靠⾃⼰。这个故事越传越神,⼋仙⼤供桌⾄今依然保存完好(黄初信家)。

2006年4⽉19⽇,英国⼈李爱德博⼠先⽣“重⾛长征路”过⽥坝到翠峰瞻仰了贺龙军长睡过的⼋仙⼤供桌。接着就采访黄初信家母亲。据说当年贺龙就住在他家。

黄初信家在村⼦中部,⼤约两三分钟的路就到。敲开他家的门,⼀个不⼤的四合院⼦进⼊了我们的视线,黄初信和他母亲吴⼩粉站在正屋的⽡檐下迎接我们。他们把我们引进堂屋,指着⼀个靠墙放着的⼤柜:“这就是贺龙当年睡过的⼤柜”。李博⼠问:“您们是否知道贺龙是谁?”吴⼩粉说:“是⼗⼤元帅!”“贺龙当年住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传说?”“我是这家的媳妇,今年七⼗多岁,我出嫁到黄家的时候就常听公婆讲,当年我丈夫才有⼋九岁。红军来时村⼦⾥的⼈都躲到四⾯⼭⾥去了,红军住下后就帮助打扫卫⽣,挑⽔,堆柴,然后⼜派⼈到四⼭上去找村⼦⾥的⼈,跟他们说红军是穷⼈的队伍,是不伤害⽼百姓的,我公婆回家后才发现家⾥住了⼀个红军的⼤官,周围⼏家的房⼦⾥都架了机枪。这个红军的⼤官对我们家⼈都很好,晚上他就睡在堂屋⾥的⼤供桌上,我公婆还⽋他不要睡,这是供神的神位,睡了是会得罪神灵的,这个⼤官说我们红军才是神,我们才是捉神拿⿁的神,后来他就在这柜上睡了两三晚上,解放后我们才听说这个⼤官就是贺龙,是解放军的⼗⼤元帅呢”。“对这个⼤柜您们怎么看?”“得知这个⼤柜睡过贺龙后,我们全家都把它当作圣物。原来由公婆直接保管,公婆去逝后把他传给了我丈夫,我丈夫去世后⼜把它传给长⼦黄初信,我们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吉祥平安的。”“我们现在要给这个⼤柜拍⼀些照,您是否允许?”“可以,政府的⼈原来也来拍过很多照。只是今天⼤柜上杂物太多,我叫娃娃们整理⼀下。”“不需要整理,我们就是要拍它的原始状态,这个⼤柜过去睡过红军的⾼级将领,现在您们还把它作为⽣活⽤品,这是最有意义的了。”我问李博⼠:“屋⾥光线太暗,是否要把⼤柜抬到院⼦⾥?”“不、不不,放在屋内拍。”杨肖插进话来:“李博⼠最怕的就是给当地居民带来打扰,⼀路⾛来,他很少要求居民为他提供不必要的⽅便。”杨肖接着说:“我们在很多地⽅采访都听村民说,原来外边的⼈来采访都要求当事⼈把关于红军的⼀些物件搬到屋外拍照,⽽李博⼠却是第⼀个不要求搬动物件的⼈,这充分体现了他对红军的尊重、对中国⽼百姓的尊重。”

在李博⼠他们拍照的时候我采访了吴⼩粉,“当年红军过⽥坝时您还有⼀些什么记忆?”“当时我还⼩,只是后来听公公、婆婆这些⽼⼈讲,当年红军在附近还有⼀个医院,我家院⼦⾥会来很多的⼥红军,据说是医院的医⽣和宣传队的⼈,这些⼥红军还教我们村的很多妇⼥唱过歌。”“在我家还住过两个两三岁的⼩孩,据说其中有⼀个是贺龙妹妹家的孩⼦。”“红军在我们村⾥从来不拿穷⼈的东西,如果需要他们都给⼤洋,如果需要派⼯他们都给⼯钱。红军吃的⾕⼦和⽕腿都是背富⼈家的。红军住宿时多是打地铺、睡稻草,偶有⼏家的门板被卸下当床板,但离开时都装回原处。红军的条件很艰苦,很多⼈⼀住下来就找稻草打草鞋,多数⼈都穿单⾐,服装也不统⼀,穿什么⾐服的都有,还有戴⽠⽪帽的。但红军还是有⼀个明显的标志,每⼈⼀个亮篾帽和⼀把⼤马⼑。红军在我们村⼦⾥还写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解放后被政府的⼈取⾛了。听我们村⼀些读过书的⽼⼈讲,有⼀个叫⽢⼠其的红军⼤官还在村⼦前⾯的⼩学⾥讲过课,还召开了学⽣⼤会。开会时天上来了飞机,学⽣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说是蒋介⽯派来的铁⽼鸦,这个铁⽼鸦是会下蛋的。接着他⼜讲这是蒋介⽯的飞机,他们每天跟着红军的*转,不时还会丢炸弹来恐吓我们,但我们红军不怕,我们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有⾦刚不坏的⾝躯,我们⼀定要杀富济贫,打⼟豪分⽥地,为穷⼈打天下,我们⼀定要北上,把⽇本⿁⼦赶回⽼家去。”“我们地⽅流传着这样⼀个故事,在阿沙嘎那边有⼀家⼈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害怕红军会抢⽼百姓的东西,红军来时他家就把粮⾷和腊⾁藏在床下⽤⼟坯砌严,结果红军⾛后他们回家查看藏的东西还在。可过两三天国民党的部队来了,就到处抢⽼百姓的东西,结果这家⼈藏在床下还没来得及取出的东西却被国民党军翻出来吃了,他们就找当官的理论,结果当官的说戡乱时期⼤家都要有钱的出钱,有⼒的出⼒,结果还给他家派了⼯,还得出⼀个⼈去跟⼈家当挑夫。”

等李博⼠他们拍完照,我也⾛过去认真地观察这个带有红⾊记忆的圣物。原来这是⼀个当地农村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神龛,俗称供桌。我找来尺⼦量了⼀下,长两点四四⽶,宽零点七⼀⽶,⾼零点九七⽶。正⾯上部为五格四抽,中部为五格两抽,下部为弧形花边内有隐约的云纹和龙形图案;两边有卷草花形镂空⽿,两只象腿有卷云装饰雕花;整个柜为赭⾊,偶有红漆线条镶边。据黄初信讲:“这个柜的正⾯原来有很多精美的图案,漆⽔是⼟漆加银朱制成的,整个柜⾯⿊红发亮,很有⽓派、很有王者风范,可惜⽂化*期间破四旧把花纹砍去了,后⼜⽤洋漆改了⾊。”看着这个带有不同历史记忆的物件,我们只能说它的命运幸福⽽⼜坎坷吧。我问:“政府是否采取过任何保护措施?”“⽬前没有,但您们放⼼,即使政府不保护我们家也会把它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下去。”

李博⼠邀请吴⼩粉全家照相留念,吴⼩粉欣然同意,照完后她⼜单独请李博⼠合了⼀张影。

吴⼩粉拉着李博⼠的⼿说:“今天不要⾛了,我教⼉⼦杀鸡给您们吃?”“不、不,谢谢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我长这么⼤还是第⼀次见到外国⼈,今后可能难见到了,希望您能把照⽚寄来,我们会永远记住您们的。”“您放⼼,我们⼀定把照⽚寄来。”

⼆、⼀条⽑毯寄深情

在宣威虎头⼭“红军烈⼠陵园”的陈列室⾥,陈列着⼀块发黄的⽑毯残⽚。它记述着⼀位红军烈⼠临刑时的⼀段动⼈故事。

那是1936年3⽉下旬,红军长征路过宣威海岱冲⽥坝,红军在⽥坝住了两天,⼜匆匆离开了,离开时,把⼀个⽆法带⾛的病员留在当地龙得村的黄⼦丰家的事。黄⼦丰当时是⼗五、六岁的⼩伙⼦,跟着母亲⽣活,母⼦俩的⽣活已经够困难了,还要增加⼀个红军伤病员,⽣活就更困难了。是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加之红军⼲部的嘱托。红军在寄留病员时说:“有钱⼈家,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寄托给他;良⼼不好的⼈家我们也不愿把我们的⼈寄托给他;你们家是我们信得过的⼈,希望你们收留下这个病重的同志吧!我们会留给他⼀些钱,让他治好病再找我们去。”红军⼲部的⼀席话,说服了黄⼦丰母⼦,这时候,被留下的红军也被感动的哭了。黄⼦丰母⼦答应收留红军病员,两个红军⼲部,给病员留下⼏块银元和⼀床⽑毯之后,也忙着⾛了。红军⾛后,国民党中央军跟着就来到村⾥,这时,留下的红军病员是病情严重,发⾼烧,昏迷不醒。为了防⽌敌⼈搜捕,黄⼦丰把重病的红军放到母亲的卧室⾥,留下母亲在前屋守着,他⾃⼰便到外⾯的⼭上去隐蔽。

国民党中央军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当打听到黄⼦丰收留红军病员时,他们找到黄⼦丰的母亲,硬逼着要交⼈,并责令说:“如果不交出收留的红军,就要把你⼉⼦抓去坐牢。”最后还限定时间说:“你到底是要⼉⼦还是要红军,限你在今天之内答复。”黄⼤妈被逼得发抖,只是⼀个劲地说:“先⽣,我们不敢!”好不容易把中央军打发⾛。

中央军责令黄⼤妈的咄咄逼⼈的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红军⽿⾥,黄⼤妈发抖的声⾳,刺痛着红军病员的⼼。所以,当中央军⾛后,他毅然决然地⾛到屋外,毫不迟疑地对黄⼤妈说道:“⼤娘看来我只有⼀死,他们⼼狠⼿辣,不会饶过我,我也不愿连累你们,我求你⼀件事,在我死后,⽤我⾝边的⼏块银元替我买⼝棺⽊,请个⼈深深地把我掩埋。”停了停⼜说:“我⾝边还有⼀条⽑毯,是领导留给我的,我已⽤不着它了,就送给你们母⼦做个纪念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了村头的⼤场院。那⾥,⼀群中央军正审讯⼀个⾝患重病的红军,……。就这样,两个⾝患重病的红军,在敌⼈的强迫下,互相搀扶着⾛向⼤场院的⼀⾓。在敌⼈的枪声中,他们⼀块⼉泰然地倒下。

后来,他们的遗体,被群众掩埋在名叫“茶花箐”的⼭茶树下。⼀幌眼四⼗多年过去了,时代发⽣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9年,⽥坝煤矿的党委在矿区中⼼建⽴了红军烈⼠墓,把他们的遗体迁到红军烈⼠墓内,让他们安息在供⼈凭吊的墓地。红军临刑时留下的⼀条⽑毯,陪伴着龙得村的穷苦⼈,渡过了⼏⼗个岁⽉,已变成了残⽚。但它记述着红军烈⼠的⼀⽚丹⼼。三、⼀把铁勺寓深情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我们海岱冲⽥坝那天,正值我们这⼀带的群众集中在回龙寺赶旧历三⽉三的庙会。当年,我们这⾥的⼈对赶庙会是很时兴的。像我这样⼀个两⽚⾚脚,⾝⽆分⽂的⼗⼋岁的穷孩⼦,也挤到那⾥去凑热闹。

这天,红军来得很神速,刚刚听⼈说“红军来了!”接着便看到⼤队的⼈马从庙前的路上通过。绵延不断的队伍,秩序井然,其中有牵马的,背枪的,挑担的…⼀个个精神抖擞,和蔼可亲。啊,这就是红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好军队。好奇⼼驱使着我,我拼命地挤到⼈群前⾯去,看了⼜看,越看⼼⾥越激动。便不由⾃主地跟着红军队伍往前⾛,这时,有⼀个红军战⼠叫他“营长”的红军⼲部⾛到我⾝边,拍拍我的肩膀,拉着我的⼿深情地问我,“你的⼿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常激动。接着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来,他对我⼜关⼼⼜亲热,我便将家⾥只有母亲和我母⼦两⼈靠帮⼯渡⽇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还把我家前⾯⼭脚的草房也指给他看。这⼀来,这位红军⼲部便打开话茬,他说:“你看,苦成这样⼦还没有吃的,只有*⼟豪劣绅分到⽥地,穷⼈才有好⽇⼦过。我们都是穷⼈的队伍,就是为帮助穷⼈闹翻⾝,求解放才到这⾥来的。”他还说:“⾰命成功了,我们穷⼈就好了。”接着,这位红军⼲部⼀再动员我参加红军。我⼼⾥⼀时激动万分,我很想跟红军⾛。我说:“⾛可以,我也很愿意,但要取得我母亲的同意。”红军⼲部听后,满意地点点头。临分⼿时,他给了我⼀个纸条,叫我跟母亲商量好后,拿着条⼦到前⾯猪场村⼦⾥去找他。

我回到家⾥,⼀进门就看见我们家⾥也住了⼗多位红军,他们⼀边跟我母亲拉家常,⼀边烧⽕做饭。饭做好了,盛了两⼤碗叫我们母⼦同他们⼀块吃。⽩⽣⽣的⼤⽶饭,是我们难得吃上的,但是,我吃到嘴⾥,咽不下去,因为我想着的是如何说服母亲,让我参加红军。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住我们家的红军,第⼆天没有⾛,⼜跟我讲了许多打富济贫的道理。我⼼⾥越不平静,越想跟红军⾛,当晚,我⿎⾜勇⽓向母亲说出了我的想法。母亲听后,像晴天霹雳,吓得她⽼⼈家连嘴唇都在颤抖,她只说了⼀句话,“你⾛了,让我饿死?!”接着便是⼼酸的泪⽔不停地往下流。母亲的话,勾起我很多往事,我幼年失去⽗亲,家⾥缺吃少穿,⽆⽥地耕种,是靠母亲乞讨,在苦难中把我拉扯成⼈。现在母亲⽼了,我确实不能丢下她。但是,地主⽼财的⽓我受够了,我们穷⼈誓死也要出这⼝⽓。然⽽,摆在⾯前的残酷现实,不允许我离开,我的⼼像⼀块⽕⽯,刚刚碰上好钢溅起⼀阵⽕花,马上⼜熄灭了。这⼀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天早晨,住我们家的⼀位红军班长也知道了这事,激起他对我的极⼤同情,他皱着眉头想了⼀阵,对我说:“⾛不了,就好好在家⾥照料你母亲,记住,穷⼈⼀定要翻⾝,红军⼀定会回来的。”红军临⾛时,这位红军班长把他⾝边带着的⼀把铁勺送给我。深情地说:“留下做个纪念吧!”

红军⾛了,我没能跟红军⾛。为这事,多少年后我⼼⾥是噎哽哽的。但是,红军讲的⾰命道理,我⼀直记在⼼⾥。就在红军⾛后不⼏⽇,⼀位名叫郭⼩⿍的红军病号来到我家⾥,要求在我们家安安⾝。当时,这位红军病号病得很厉害,⼜咳嗽,⼜拉肚⼦,⽽我们家⾥⼜⼀贫如洗,怎么照顾他呢?我思想⾮常⽭盾。但⼀想到他是红军,尽管我们家⾥贫困,我们也就没有多余的考虑了。我们把他收养在家⾥,想尽⼀切办法上⼭找草药来为他医治。我们⾃⼰吃稀饭,但总要弄点⼲饭给他吃,调养了⼀个多⽉,他的病好多了。但这时乡⾥保甲长放出话来,说我家窝藏红军,我们⼜赶紧把他转移到⼀个⽐较安全的⼭林⾥,由我姐姐家照顾他,直到他的病完全好了,才把他送回他的⽼家——贵州黔西去。

红军⾛了,红军第⼀次和我们相处仅仅三天,隔⼗四年后,第⼆次⼜来到我们⾝边,领导我们翻⾝闹⾰命,当家作主⼈。红军留给我的铁勺,我⼀直珍藏着,解放前我不敢⽤,怕乡保长看见借故勒索。每逢看到它,就增强了信⼼,也益想念红军,盼望红军早⽇回来。解放后,我也舍不得⽤它,因为它来之不易,它寄托着多少穷苦⼈的希望。四、“我这条命是红军给的”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云南军阀龙云经常派出飞机骚扰。那时,飞机不但常常盘旋在红军的⾏军路上,侦察红军的⾏动,还不时丢下炸弹,造成红军的伤亡。

1936年3⽉26⽇,红军住在宣威海岱冲的⽥坝进⾏整休,⼀些红军战⼠,便到村前的⼩河⾥洗⾐服。中午时分,龙云派出的双翅膀飞机⼜飞到这⾥进⾏侦察。这天,村中⼀个⼗多岁的⼉童,也在河边放⽜,他名叫黄⽟甫,瘦瘦的个⼉。三⽉的⼩河,河⽔清澈,绿草如茵,⼩鸟在枝头鸣唱,⼭鹰在低空盘旋。黄⽟甫,边听着红军叔叔讲故事,边帮助红军叔叔洗⾐服。当天空中出现嗡嗡作响的飞机时,黄⽟甫以为是⼀⽀⼤蜻蜓,⾼兴得⼿舞⾜蹈,欢蹦乱跳,直引得飞机飞向他们头上。情况万分紧急,⼀个红军战⼠奋不顾⾝地把他拉到⾝边,叫他躺下,⽤⾝体紧紧地护着他,当他还没弄清是什么事的时候,响声已经在附近爆炸。

飞机飞⾛后,红军战⼠扶起黄⽟甫,微笑着对他说:“好险哟,⼩兄弟!”⼜说:“以后要⼩⼼,这种⿁东西和敌⼈⼀样,到处欺负⼈,碰上了是要命的。”接着还关切地问他,伤着没有。

红军的⾔⾏,深深感动了黄⽟甫。以后,当他听到双翅膀飞机炸伤⼈的事,就更加激起他对红军临危不惧,救护他的⾏为的感激。后来,他逢⼈便说:“我这条命是红军给的。”红军就是这样,不顾⾃⼰的安危,时时刻刻将穷苦⼈民的⽣命和利益放在第⼀位,红军真是为劳苦⼤众谋幸福的好军队。五、⼗个兰花瓷碗

“红军太好了,借的东西都要⼀⼀归还。”这是宣威海岱冲⽥坝的农民黄⽟翠逢⼈便讲的传奇故事。

那是1936年3⽉下旬,红军来到⽥坝休整,⼀部分红军,住进了农民黄⽟翠的家⾥。“红军到,⼲⼈(穷⼈)笑,”红军和穷⼈亲如⼀家,住进黄⽟翠家⾥的红军,不但请他们⼀家⼈同桌吃饭,⽽且还请他们⼀家⼈同去看红军演出的戏。演戏时红军向他家借了⽤作搭戏台的桌⼦,戏演完时就完整⽆缺地送还到他家。可是他家的⼀套兰花瓷碗借给红军⽤,却未见归还。为此,他们⼀家⼈都很着急,因为碗是祖⼈留下的传家宝,万⼀被红军拿到别⼈家去,弄丢了以后找不回来,但⼜不便向红军问起此事,只是⼲着急。家⼈暗暗到村中挨家挨户去查访也未找到,最后认为他们的⼗个碗肯定是丢失了。

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后,他们突然发现⼗个兰花瓷碗⼀个不少地放在灶头上。原来,这⼗个碗是被借到红军指挥部去⽤,所以红军⾛时才送回来,传家宝“失”⽽复得,让全家⼈深受感动。的确,红军太好了!千军万马路过的地⽅,真的做到秋毫⽆犯,借⽤的东西认真清理赔还,连借⽤的⼗个碗也做到⼀个不少地奉还原处,这确实是古往今来少见的军队。铁的纪律,使红军长征胜利了;铁的纪律,使中国⾰命胜利了;铁的纪律,使共产党带领全国⼈民⾛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六、“红军有菩萨保佑”

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不但展现了红军⼤⽆畏的⾰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且还有机动慎密的军事⾏动计划。这种计划来⾃于分析、研究敌⼈的动态和不断调动⾃⼰队伍的⾏动。他们每到⼀处,都要通过收发报机和有线电话掌握各种情况,从⽽对敌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红军⽤兵如神,多数群众都听说,但就是不知道其究竟。因此,许多关于红军⾏动的神话,在群众中⼴为流传开来。

1936年3⽉下旬,中国⼯农红军⼆、六军团在宣威虎头⼭战⽃后,于3⽉25⽇转移到县境东部的海岱冲⽥坝⼀线,红军在这⾥进⾏了两天的修整,上万⼈的队伍,住满了这⼀线的村村寨寨。有⼏个红军⼲部,就住在弯⼦村的黄⼦勇⽼师家⾥。当红军知道黄⼦勇就是当地“复明⼩学”的⽼师后,对他⾮常尊敬,黄⽼师的媳妇刚⽣了孩⼦,红军怕影响他媳妇的情绪,特意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家挂红送礼,双倍地付给现款。

黄⼦勇的母亲,是个六⼗多岁的⽼⼈,红军的所作所为,她看在眼⾥,喜在⼼⾥,进门出门都乐呵呵地以笑脸相待。住他家的红军,安装有电话机,同时还满有情趣地放了两个⼩磁⼈在桌⼦上。黄⼤妈经常听着红军⼲部在电话机⾥通话,⼜看到桌⼦上的两个⼩磁⼈,从来没有见过⽤电话机通话的黄⽼⼈,产⽣了错觉,误把红军⼲部的通话,当做是红军在对着“磁菩萨”讲话。刚好,红军离开⽥坝那天,敌⼈追得很紧,还对着红军离去的⽅向开了炮,但是,红军已⾛得⽆影⽆踪。此等神速⾏动,更使她想到“红军和菩萨讲话”的事,于是,黄⼤妈便形成了⼀个谁也说服不了的概念:“红军有菩萨保佑”,她逢⼈便说:“红军供着菩萨,红军有什么困难都问磁菩萨,磁菩萨也常常把办法告诉他们。红军有菩萨保佑,因此他们⾛南闯北,为穷⼈打天下,他们决不会被打垮。”

黄⼤妈的这番话,反映了红军的机智、勇敢和乐观主义精神,也道出了在贫穷落后的旧社会⾥,劳苦⼤众对红军的良好祝愿。今天红军长征的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发⽣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电话已成为⼈们普遍使⽤的通讯⼯具,⽽黄⼤妈的这段佳话,仍流传在当地群众中间。七、真后悔没有把她留下

1936年3⽉25⽇,红⼆军团转移到宣威东境的海岱冲⽥坝时,上万⼈的队伍在这⼀线驻下修整,处于⽥坝南边台地上的恰租戛村(现名翠峰村),就是⼆军团军团部住地。村前的“复明⼩学”学校⾥,住着⽢泗瑛同志等军团政治部,⽽指挥员贺龙同志,就在学校后⾯的村⼦⾥。

当时,村⾥的黄尊五和他的母亲,住着两间⼤⽡房,母⼦俩都爱整洁,屋⼦⾥⼀向布置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净净。他们听说红军要来,⽽且还听⼀个红军战⼠说,要安排⼀位领导⼈住他们家的房⼦,于是母⼦俩都有些激动,动员全家⼈把房⼦收拾得更⼲净。

红军领导⼈来了,他不是别⼈,就是贺龙同志,战⼠们都叫他“贺军长”。随同贺军长⼀起来的,还有⼀位战⼠们都叫他“蹇先⽣”的⼥红军。贺军长很朴实,住在黄家的正屋⾥,经常和他们拉家常;蹇先⽣更是和善,就和黄尊五的母亲住在偏屋⾥。蹇先⽣还领着⼀个⼩⼥孩,⼥孩不到⼀岁,⽩⽩胖胖的,真惹⼈喜欢。在这⾥住下的红军,还在村头演了宣传抗⽇救国的戏,蹇先⽣和贺龙军长都⼀再动员他们去看戏,军民相处的很好。红军队伍要离开时,蹇先⽣看着他们⼀家⼈热情善良,勤快⼲练,便提出要把孩⼦交他们收养,说:“可以留下⼀笔抚养费,待到⽇后有条件时再来领回去。”黄尊五的母亲当时也动了收养孩⼦的念头,但⼜怕地⽅上的乡保长⼲涉,养不好孩⼦对不起红军,所以她没有下定决⼼把孩⼦留下来,让“蹇先⽣”背着孩⼦⾛了。为这事,黄尊五的母亲多少年后都⼀直⼼⾥不安,每回忆起来都会说:“那时的红军艰苦得很,蹇先⽣领着的⼥孩,是⽤芦苇草编成的背衫背着,我真后悔,没有把她留下。”还说:“不知娃娃现在怎么样了。”直到1976年,红军长征过宣威史实调查的同志对她说:“已经找到贺龙同志长征时的警卫员肖庆云(贺龙同志的亲外甥),说那时的⼥娃娃就是贺龙同志的⼥⼉贺捷⽣,现在北京⼯作。”听到这话后,她才放⼼地说:“好了,好了,现在孩⼦还活着。”当时她仍然悔恨地说:“没帮艰苦的红军领两天孩⼦,真对不起红军。”⼋、落伍红军唐占元

唐占元落伍在红⼆、六军团长征经过宣威的途中已经半个世纪了,他落户的地⽅叫“四⾥座村”,处于宣威东北境的格⾹河边,是乌蒙⼭区⼀个深⼭峡⾕中的⼩村。我于1974年七⽉中旬的⼀天,去他家⾥拜访他,那时,他已经69岁了,他⼩⼩的个头,

瘦瘦的脸膛,和善慈祥的⽬光,⼀⼝四川腔。当我说明来意,打开记录本时,他顿时精神焕发,津津乐道地讲了很多关于他的往事。

(⼀)是重伤迫使他落伍的

1936年3⽉23⽇的下午,在红⼆、六军团进⾏的虎头⼭战⽃中,唐占元跟着他们红七连的战⼠,在营长的带领下,在敌⼈占领的虎头⼭前已经冲杀了好⼏个⼩时。红军想凭着⼿中的步枪和刺⼑,冲上敌⼈的阵地,把敌⼈打垮。但是战⽃越打越激烈,敌⼈⼤批⼤批的增援上来,并凭借着⽕⼒优势,把炮弹倾泻到⼭前的红军阵地上来。初春时节的黄⼟地,被击起了万丈黄尘。斜阳中,只见敌⼈的弹头,像混⽔⾥的⼩鱼肚⼦在翻⽩,像密集的⾬点落到红军战⼠的⾝边,⼀个个红军战⼠在冲杀中倒了下去。接着,唐占元也负了伤,敌⼈的⼦弹打伤了他的右肩,连背包带也打断了。他报告⾝边的营长,营长说:“⽕线辣得很(即战⽃很激烈),顶着点”。确实是“轻伤不下⽕线”,他⼜忍着伤痛,跟着营长继续冲杀,这时,敌⼈⼜增加援兵,组成了外包围圈,把他们压缩在⼭前的开阔地带。红军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他们往往是回过头来击退外围圈的敌⼈后,⼜拆回⾝冲向敌⼈的⾼地。在反复多次的冲杀中,唐占元⼜⼀次负了伤。这次,他是在冲向敌⼈的⾼地时,被外围的敌⼈击中的。⼦弹从他的左脚脚底板打进来,穿透了脚背,爆炸的弹头,把脚背上的⾁爆飞,他蹲下去就不能动弹了,这时,他再⼀次报告了营长,营长同意他撤出阵地。这天,当他拖着⼀⽀⾎淋淋的腿,从⼀条隐蔽的⼭沟爬到阵地后沿找到卫⽣队时,天已经⿊了,这时,营长和连长都已经撤下来。⼤部队马上要转移,营长和连长都同时向团长汇报说:“这个班,只有唐占元是⽼战⼠了,其他的都是沿途补充的新兵,要保证这个班的战⽃⼒,就必须把这个班的⽼战⼠带⾛”。结果是团长让出了⾃⼰骑的马,驮着他从虎头⼭战地转移到宣威境东部的格⾹河边来。在这⾥,⼜遇上了⼀个⼜陡⼜长,连马也不能骑的“红⽯岩”⼤坡,是同志们费了很⼤劲才把他搀扶到坡顶上的“海树垮”村。此时他想,总不能⽼占⽤⾸长的马,更不能⽼是拖累已经够⾟苦的同志们,所以他⼀再要求留下。好说⽍说,同志们才同意他留下,当夜,给他设法敷了药。第⼆天⼀早,便把他寄养在这个村的⼀户姓崔的群众家。临分⼿时,安置他的同志哭,他也哭,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是在转战途中,环境艰巨,部队⽆法掩护好伤员。因此,他为减少部队的负担,再舍不得离开部队也得下决⼼留下;部队的同志们再舍不得伤员也得忍痛把伤员留下。他本来是四川古蔺⼈,从⼩就过着穷苦⽇⼦,对⼈吃⼈的旧社会深恶痛绝。为寻求出路,20岁时他便到国民党川军当兵,1934年6⽉,被调到湖南围剿红军,接着,他便随部队中的⼀批⼈起义参加了红军。此后,被编⼊到红六军团⼗七师⼗团当战⼠,⼀直随着这⽀⾰命部队出⽣⼊死,转战南北,参加⽆数次战⽃。谁知在这⼀次激战中,他负了重伤,不得不离开⾃⼰队伍了。(⼆)落伍红军九死⼀⽣

红军战⼠在远离根据地的转战途中落伍,就像抛进乱⼭岗的婴⼉,⾃⼰没有⾃卫能⼒,⼜没有母亲哺育照料,任满⼭遍野的豺狼野兽吞⾷。*的屠⼑,随时可以安到落伍红军的头上;地痞流氓也随时可以强加罪名,敲诈勒索。唐占元⼜何尝不是这样,他被留下时,虽然受到同志们的关照,给他留下了⼆⼗⼋块银元,但是,不久就被保、甲长勒索⼲净。钱花尽了,还⾯临着反动政府随时对落伍红军的搜捕。没有办法,崔家⼜把他转移到格⾹河边的⼀个⼭村⾥,隐蔽在⼀户姓孙的⼈家养伤。但是,⼈家怕连累,唐占元也觉得不该连累⼈家,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只好⼀个⼈住到深⼭中的岩洞⾥。野兽常常威胁着他的⽣命,⼀天夜⾥,⼀头豹⼦扑向他,他竭尽全⼒和豹⼦撕打,豹⼦⽤⽖⼦把他的头⽪抓破,但他仍忍着剧痛搏⽃,终于把豹⼦赶⾛。在这⾥,他⾜⾜养了七个⽉的伤。伤养好了,和附近群众的关系也渐渐密切了,当地群众也接纳他为其中的⼀员,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名,但知道他姓唐,也知道他是红军伤员,所以都⽤“唐红军”三个字作为他的名呼唤他,并询问他养伤期间打豹⼦的事,似是褒奖的说:“我们这⾥有个敢和豹⼦打架的唐红军”还说:“这个⼈能⼲,也会做⼈”。其实,这是他付出巨⼤的艰苦才换来的,所以,当唐占元向我们介绍这段个⼈经历时,⽆限感慨地说:“我是个九死⼀⽣的⼈”。(三)⼀双巧⼿谋⽣存

劳动⼈民都有⼀双能⼲的⼿。要说唐占元真正能够⽣存下来,度过数⼗年的异乡⽣涯,那还是全靠他⼀⾝⼿艺,他是劳动家庭出⽣,⼩时候就学会织篾货。当兵、当红军后没有时间织,落伍后他便⼜重操旧艺,织起篾货来。通过织篾货,把爱⼼送给了千家万户,后来,局⾯打开了,他⼜⾛村串寨,到⽅圆的村寨织;四⼗年代初期,他还⾛出宣威境,到威宁以⾄威宁县城去织。在威宁县城,他与⼀个名叫管四英的贫家⼥⼉认识,并结了婚。婚后,便带着管四英回到宣威格⾹河边的四⾥座村来安家落户。从1947年起就⼀直定居在这个村。现在,他在这个村已有了⼀个像样的家,还有满堂的⼉孙。虽然住房低矮了⼀些,但他总是⼼安理得,在他的⾝上,有着⾰命胜利来之不易的历史铁证。⽥坝花果⼭烈⼠陵园简介

进⼊宣威市⽥坝镇花果⼭红军烈⼠陵园,陵园内碑、亭、甬道、⽔池、花池、草坪、林地焕然⼀新。这是云南省⽥坝煤矿缅怀⾰命先烈、弘扬红军精神,在企业处于⾮常困难时期出资数⼗万元整体修缮的结果。

花果⼭烈⼠陵园位于⽥坝煤矿矿区,占地60亩,陵园安葬了4名红军烈⼠,纪念碑建于陵园中。据史料记载,当时红军在⽥坝休整了两天,两名在来宾铺战⽃中⾝负重伤转移的红军指战员因医治⽆效牺牲于⽥坝湾⼦村;另外两名1936年3⽉23⽇在红军虎头⼭战⽃中负重伤转移时滞留龙德村的伤员被尾追的滇军杀害。解放后,当地政府为4烈⼠⽴了纪念碑。1979年,云南省⽥坝煤矿党委重修烈⼠墓地,作为矿区⾰命传统教育重要内容之⼀。1984年10⽉1⽇,地⽅政府和⽥坝煤矿重新修建了纪念碑。墓后⼭顶建有⼀座红军纪念亭,历经30年的修整完善,已形成集碑、亭、甬道、⽔池、花池、草坪、林地为⼀体的多功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们誉为“花果⼭陵园”。每逢清明时节,前往祭奠的⼲部、群众、中⼩学⽣络绎不绝。2012年被列为云南省、曲靖市⾰命遗址保护单位。2013年4⽉被列为宣威市第⼆批⽂物保护单位。

由于陵园建得早,部分建筑严重破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保护好陵园建筑,消除安全隐患,⽥坝煤矿按照有关规定进⾏了修缮。

这⼀组故事是根据(宣威市史志办何道勋、云南省⽥坝煤矿周⽟伟的资料和本⼈调研搜集资料整理编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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