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论07-12 巴蜀史学

（三）明清时期巴蜀哲学思考

（1）宋元之交，蒙古攻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严重地阻碍了四川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汉代到宋代的巴蜀学术辉煌已成昨日黄花。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佼佼者上下求索，坚持不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杨慎的哲学思考。《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傅，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传世的有15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肯定：“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子之上”；其哲学思想主张“元气者，天地之极”，反对程朱空谈心性，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认为客观事物无不相互联系，主张用发展演变眼光认识事物；其次是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刚胜柔，实胜虚”；其三是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即“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

（2）清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危亡，驱使一批批学人从今文经学中寻求“微言大义”，力图改革社会，复兴中华。

影响近代中国变革的廖平。极端“放肆”地任意阐说“六经”为我所用，从强调孔子“感时忧国，改制救弊”的入世精神，去联系社会需要变革的近代现实。出于“通经致用为归”的现实变革要求，廖平任意编造事实以重造孔子形象，将一些儒学思想从孔子身上剥离出来而划为“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在廖平的描述下，“六经”中“人学”是孔子为全人类所制法典，“天学”是孔子为无限宇宙概括的法则，因此，万教归孔，人类崇经，就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以来的新儒家学派，就是沿着他的这种主张而发展着，我们甚至可以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新儒学”几次浪潮中，看到廖平的身影。他这种大翻成案、“放肆说经”的思想模式和学术思想，对康有为变法思想产生过直接影响。

李学勤认为：“中国历史至晚清，学术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重心一是湘学，一是蜀学”。（蜀地学者）“以复古求解放”，将清代学人达到的最高点东汉“许郑之学”成功地向前推进到西汉“今古文学”，乃至回溯至先秦“诸子之学”，最终实现了传统学术的解放。同时也使“蜀学”得以与“湘学”共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心，构成中国经学的新阶段和新形态。

4. 20世纪巴蜀学术和政治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部宣言书”，是邹容的洋洋宏文《革命军》，鲁迅赞誉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四川旅日学生雷铁崖《警告蜀人》、“蜀人相如”的《四川革命书》和“望帝”的《四川讨满州檄》等革命战斗檄文，都是以激烈的言辞，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鲜明的巴蜀地域意识，鼓吹反封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之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揭露最深、批判最力的，是吴虞。吴虞学说的根本内容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攻击和对专制基础的深刻揭示。他剖析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社会腐败黑暗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而基础则在“孔子之学说，二千年来贻祸”，即其在《辨孟子辟杨墨之作》中指出的：“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

制，禁锢人之思想”，因此，要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就必须推翻专制尤其是肃清封建正统儒学思想。吴虞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贡献，在于对中国宗法制封建家族黑暗残酷的剖析和批判，有《吴虞集》传世。

【3】

他的学生巴金终身进行的反封建思考和集中描写封建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就是受

到它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文化全才郭沫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全新方法，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全面创新性贡献。

新儒家浪潮中的金堂县人贺麟、宜宾县人唐君毅等在现代思潮盛行中重新审视传统儒学，为国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认为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

“川北圣人”张澜及其领导民盟的第三种道路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共政治家中的“川籍群体”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政治思想中的“猫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的腾飞和世界大国地位的形成，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