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西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汤凤林１’２，甘行琼２（１．重庆工商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６７；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３）摘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因素、人口社会学特征、制度和政策因素、广义环境因素等。随着收入的边际幸福效用递减，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健康良好、婚姻稳定、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和宪政民主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极端气候和城市化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居民的幸福水平会随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化呈倒Ｕ型曲线变化，也会因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时间分配、朋友关系和子女个数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幸福悖论一、引言使“经济人”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１９７４年著名经济学家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收入与幸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穷国与富国的居民幸福感差异也并不明显，其中美国的幸福感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经济增长使国民收入增加、可消费的商品增加，从而提高效用水平。但现实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居民富有但不幸福，部分经济不发达国家居民贫穷却比较幸福。这警示了沉醉于财富研究的正统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物质消费、收入和经济增长，只会使人类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偏离其幸福的终极目标。收入或财富在增进人类福祉中的作用远没有理论预期的那么大，其他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幸福水平的提升。了解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是解开“幸福一收入”之谜和寻求正确的幸福提升之策的前提。借鉴Ｆｒｅｙ（２００２）和Ｄｏｌａｎ（２００８）关于幸福影响因素的分类方法¨Ｈ引，本文以“幸福悖论”为起点，从经济、人口社会学特征、制度政策以及其他广义环境等方面，对国外有关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便为提升人们幸福水平的幸福是人类物质快乐和精神快乐相统一的整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完满状态。幸福既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自古希腊至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幸福进行了研究。经济学主要研究在财富约束条件下如何使幸福最大化的问题。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７８９）最早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口号，开启了幸福研究的“数量”化先河。Ｍｉｌｌ（１８６３）把边沁功利主义的幸福思想引入经济学，创立了早期效用主义经济学说。在早期经济学者看来，效用其实就是对快乐享受的满足程度，经济学主要关注商品带给消费者快乐感觉的能力即“效用”，而且这种效用是基数可测的。后来Ｐａｒｅｔｏ（１８９６）发起序数效用革命，用“偏好”取代“快乐体验”，效用仅仅成为一种能显示人们行为偏好顺序的函数。从此，有关快乐或幸福的研究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家们不再深入探讨人类欲望的本质问题，而是将注意力投向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他们通过构建完美的理论体系和精致的数理模型，论证了市场均衡是怎样作者简介：汤凤林（１９７４一），女，湖南益阳人，重庆工商大学财金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实践；甘行琼（１９６６一），女，湖北公安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税基础理论和中外财税制度。基金项目：本文受重庆市财政局２０１１年度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国民幸福指数”（项目编号：６７０２００４７８；主持人：汤风林）的资助１６３万方数据政策制定及相关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和参考①。二、经济因素与幸福（一）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提升收入是经济学界最早关注的幸福影响因素。１９７４成本，那么，收入增加就未必能带来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且，因收入增加而带来的物质消费的增加比如：住大房子、开豪华汽车或者佩戴珠宝等都只能带来短暂的幸福效用。从长期来看，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增长极为有限。这就是所谓的“快乐水车”现象。此时，相对收入水平和其他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变得更为重要。２．相对收入水平是导致“幸福悖论”的重要原因。人们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得社会相对收入水平也成为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如果自身收入与他人收入同等程度增加，个人相对收入地位并没有改变，那么个人幸福感几乎不会增加（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一１。这说明即使是在短期内，绝对收入增加有时也难以提升幸福水平。行为经济学的相关量化研究表明：“自己得５元钱别人得１元钱”的方案比“自己得６元钱别人得５元钱”的方案更能增加个人的幸福感（ＭｃＢｒｉｄｅ，２００１）。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来说，相对收入的幸福效应并不对称。少数富人因相对收入高而得到的幸福感的增加程度，要低于多数穷人因相对收入低而导致的幸福感的损失程度（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２００５）。显然，收入再分配会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幸福水平⑧。同时，人们对高收入水平具有内在的适应性。个人的收人期望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根据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期望，收入增长带来的效用水平的提升会被收入期望的提高而抵消（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ｅｔ年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的开创性研究——《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通过对２０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尽管在一个国家富人报告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从跨国比较来看，穷国的幸福水平几乎与富国一样高＂。。这就是著名的“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悖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对幸福影响的研究大多围绕此悖论展开，集中探讨了“幸福悖论”及其产生的原因和政策含义。其主要观点如下：１．收入的边际幸福效用呈递减趋势。围绕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提出的“幸福悖论”，学者们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角度分析了收入变化对国家整体幸福水平和微观主体幸福感的影响。目前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前，绝对收入的增长确实会带来幸福的增长。收入高的人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保健服务、更有条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从而会产生更高的幸福感（Ｏｒｅ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７）Ｈ。。高收入者也可能会因为其居住环境好、社会保障制度健全（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２００３）”、政府服务合意和社会民主程度高（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ｅｔａ１．，２０００）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水平②旧。。然而，收人的边际幸福效用呈不断递减趋势。从国家层面来看，一国的人均ＧＤＰ在达到１．５万美元以前（Ｆｒｅｙ＆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１）；从微观层面来看，个人年收入在达到７．５万美元以前（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Ｄｅａｈｏｎ，２０１０），绝对收入的增长的确会带来幸福水平的提升。不过，幸福水平的提升速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当绝对收入达到并超过这一水平后，幸福不再随收入增长而提升，从而出现“幸福悖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３）一。。如果收入的增加是源于工作时间长和工作环境差的补偿，甚至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１１）Ｉｓ！，或者，收入增加的同时付出了更高的住房代价和交通ａ１．，２００４）。因此，收入增长的幸福效应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幸福会回复到收入增长之前的最初水平（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８）ｏ…。适应性理论也可用来部分解释国家层面的“幸福悖论”问题。Ｃａｐｏｒａｌｅ（２００９）用概念参照理论（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对悖论进行ｒ另外一种解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不一样，因而对幸福影响因素的评估也不一样。如果个人本身就喜欢恬淡寡欲的生活，那么在他们看来．收入对于幸福并不那么重要。（二）失业会显著降低个人幸福感在所有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失业给个人带来的①由于西方经济学界对幸福研究的热潮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文所引用文献资料主要是１９９０年以来国外经济学杂志上研究幸福影响因素的原创性文章。基于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快乐论的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可以用主观幸福感来衡量，而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测量维度是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Ｄｉｎｅｒ，１９９９）。鉴于幸福（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和生活满意度（１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之间的紧密联系，凡是对三者影响研究的相关丈献都是本史评述的范畴。②有时国家间幸福感差异可能与收入根本无关，如，在不同文化背景影响Ｆ，各国居民倾向于报告不同的幸福感（Ｄｉｅｎｅｒ而在亚洲，儒家文化提倡谦虚的美德，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说自己很快乐。③并非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带来幸福感损失，由于“隧道效应”ｅｔａ１．，１９９５），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自己快乐而法国人则相反，阕为在美国快乐被认为是积檄的．而在法国“快乐的人是傻瓜”（戴高乐的名言）：（ｈｍｎｅｌｅｆｆｅｃｔ）的存在，在转轨中的东欧国家（Ｃａｐｏｒａｌｅ，２００９）和英美（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３ａ），不平等传递出有利于竞争和个体未来经济地位呵能改善的讯息，使得收人不平等反而促进了人们幸福水平提高。１６４万方数据负面影响最大，甚至超过离婚和分居等因素（Ｃｌａｒｋｅｔ因此而降低。在欧洲（Ｗｏｌｆｅｒｓ，２００３）、拉丁美洲（Ｇｒａｈａｍｅｔａ１．，１９９４）［１ｉｉ。ａ１．，２００１）和美国（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１．，１．个人失业时幸福感最低。失业会降低收入水平，增加生活压力和降低生活质量；失业会使人产生压抑和焦虑情绪，使自尊心受到损害，从而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④。实证研究表明：在欧洲，失业时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会下降１９％，主观幸福感会下降１５％（Ｌｅｌｋｅｓ，２００６）。１２ｊ。与就业者相比，失业者的幸福感要低５—１５％左右（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４）。１３］，即使是休闲时候，失业者也表现出较少的快乐（Ｋｒｕｇｅｒ，２０１２）。１“。失业给男人（Ｔｈｅｏｄｏｓｓｉｏｕ，１９９８）、中年人（Ｐｉｃｈｌｅｒ，２００６）、在英国受过更高教育的人（Ｃｌａｒｋｅｔ２００３）¨川，通胀明显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１．（２００１）对欧盟１２国１９７５—１９９１年的研究表明，通胀率每增加五个百分点，居民的平均满意度会下降０．０５个单位。这相当于把５％的人口由“非常满意”下移到“较为满意”¨“。通胀与失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目标，学者们对失业与通胀的交替进行了幸福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失业给幸福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通胀，两者的比例在欧洲１２国为１．６：１（Ｄｉ２００１）、在英国为２．９：１（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ｅｔａ１．，Ｔｅｌｌａａ１．，ａ１．，１９９４）…１、在美国持右翼政治倾向的ｅｔ２００３）⑤［１６１［＂］。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需要考虑失业和通胀对居民幸福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传统的痛苦指数赋予两者同等的权重，在进行政策设计时，低估了失业对幸福的影响。三、人口社会学特征与幸福人们因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时间分配、社会信任和亲朋好友关系等人ＥＩ社会学特征不同，其主观幸福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健康的人更幸福健康与幸福的关系是双向的，良好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反过来，幸福感也会对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病痛会大幅降低个人的幸福感，但Ｓｈ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５）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调查时个人的情绪和性格差异及个人自己评估健康的主观性等因素后，病痛对幸福感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由于人们对疾病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疾病的幸福负效应有逐步减弱的趋势。如，残疾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会立即降低０．５９６个百分点，一年后降低０．５２１个百分点，二年后降低０．４４７个百分点，三年后降低０．３７２个百分点。自我适应性还会使患者的幸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回升，幸福感回升的幅度由疾病（如残疾）的严重程度反向决定。研究表明，残疾后人们的幸福感一般能回复到健康时幸福水平的３０％一５０％左右（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７）。健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差。健康对人们幸福影响最大的时候是５０岁左右，因为在５０岁时健康状况的恶化会使人（Ａｌｅｓｉｎａｈｅｙｅｔａ１．，２００４）¨孔和高收入国家的人（Ｆａ．ａ１．，２００４）的幸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２．失业率上升对人们幸福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失业率升高，社会经济前景堪忧，人们担心自己未来可能失业，担心未来税收负担增加；失业率太高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局势紧张（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１．，２００１）。１６１。另一方面，失业率升高并且ａ１．，２００５）。如果失业并非个人原熟人也失业时，失业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社会负面影响会减弱（Ｓｈｉｅｌｄｓｅｔ因而是经济形势低迷所致，那么失业者自尊心就不至于受到太大伤害；如果其他人也都失业了，耻辱感和社会歧视就不会那么普遍，失业者的痛苦程度就小得多（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３ｂ）。可见，失业率升高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Ａｌｅｓｉｎａｅｔａ１．，２００４）和英国（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１．，２００３）¨５Ｊ¨“，失业率上升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欧洲１２国（Ｄｉ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１．，２００１）。１…，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就会降低０．０２８个单位，这相当于把超过２％的人口从“不太满意”下移到“完全不满意”。然而，随着失业率的持续上升，他人失业会降低失业者的痛苦程度，使失业对幸福的负效应逐渐减弱，直到完全消失。据研究，在英国，失业率大约为２２％（Ｓｈｉｅｌｄｓ负面影响。（三）通货膨胀也会降低主观幸福感物价上涨会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社会稳定受到冲击，幸福感也会ｅｔａ１．，２００５）或２４％（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３ｂ）时，失业就不会再对幸福产生④失业者幸福感的降低会持续至少一年以上，往后由于个体对失业具有一定适应性，失业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但是，即使重新就业，其幸福感也不会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１，ｕｃ“ｅｔａ１．，２００５）。⑤Ｗｏｌｆｅｒｓ（２００３）在ＤｉＴｅｌｌａ（２００１）研究的基础上，对欧洲１６国１９７３—１９９８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失业给幸福带来的损失是通货膨胀的５倍”的结论。１６５万方数据人们首次感到死亡的威胁（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０８）‘１８Ｊ。（二）高质量的情感关系有助于提升幸福感１．婚姻稳定的人们幸福感更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幸福感会因其所处的已婚、未婚同居（Ｆｒｅｙｅｔ平较高，３２到５０岁之间的中年人幸福水平最低。然而，考虑了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收入、健康、就业等因素后，中年人的相对幸福水平并没有降低太多。在美国，西班牙裔幸福感最高，白人次之，非洲裔幸福感最低（Ｔｈｏｉｔｓｅｔａ１．，２０００）、离婚或丧偶、分居（Ｗｉｌｄｍａｎｅｔａ１．，ａ１．，２００１）。但对年长者来说，幸ｅｔ２００２）状态而依次降低（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ｏ。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还表明，新婚时人们幸福感最高，然后呈下降趋势。分居甚至离婚后，幸福感降至最低水平。同居或再婚后，幸福感会逐步回升，但无法达到新婚时的水平。人们的幸福感会在多远的将来回复到哪个水平，存在广泛的个体差异（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５）。总的来说，稳定和安全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２．子女对父母幸福的影响是复杂的。若考虑收入因素，只有当家庭收入随子女数量增多而增加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才会提高（Ｌｅｌｋｅｓ，２００６）。１“。虽然子女让父母享受了天伦之乐，但在单亲家庭（Ｆｒｅｙｅｔ福水平的种族差异并不明显（Ｂａｋｅｒａ１．，２００５）。２．宗教信仰和社会信任有助于幸福感提高。通常，宗教信仰会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Ｊ。至于信何种宗教、信徒的多少（Ｒｅｈｄａｎｚｅｔａ１．，２００５）等并不重要四ｏ。在同一宗教内部，人们因信仰程度不同，主观幸福感表现出较大差异（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２）旧引。虔诚的宗教信仰可帮助人们克服失业或收入的意外损失对幸福的负面影响。对一个天主教徒而言，相信上帝可以减缓一半的负面打击；定期参与宗教活动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１．，２００５）。人们之间的互信也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２００６）。邻里间的信任（Ｐｉｃｋｌｅｓｅｔａ１．，２０００）、离婚母亲（Ｓｃｈｏ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５）Ｊ９］、ｅｔｅｔａ１．，２００５）、普遍信任（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ｕｓｔ）新近搬家（Ｍａｇｄｏｌ，２００２）、家庭贫穷（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１．，２００４）¨５。及子女生病需要额外护理（Ｍａｒｋｓ（Ｂｊ？ｒｎｓｋｏｖ，２００７）以及对公共机构（如警察、法制和政府）的信任（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６）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２４“”。。３．合理的时间分配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个人在工作、通勤、锻炼、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时间分配会对其幸福水平产生影响。虽然就业比失业令人有更高的幸福感，但对就业者来说，幸福感与其正常工作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一。或倒Ｕ型关系（Ｍｅｉｅｒｅｔａ１．，２００２）的情形中，养育儿女并没有促进父母幸福感的提升，甚至还降低了父母的幸福水平。子女成年后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时也不会提高父母生活满意度（Ｐｉｃｈｌｅｒ，２００６）。子女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因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在英国和美国，子女给父母的幸福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ＤｉｌａｅｔＴｅｌ—ａ１．，２００３）Ⅲ。，在欧洲和俄罗斯，这种负面影响ａ１．，２００８）。最初的加班可带来收入增则小得多（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３）。在以色列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家庭，子女给父母带来了很高的幸福感（Ｐｒａａｇ，２０１０）‘驯。加，但当工作占去太多时间时，整体福利就会由上升转为下降。上下班的通勤时间长短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Ｓｔｕｔｚｅｒｅｔａ１．，２００８），适当的体育运动（Ｈｕａｎｇ，（Ｂａｋｅｒｅｔ３．朋友对幸福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纯洁、真挚的友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然而，Ｄｅｍｉｒ（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朋友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对有伴侣的人而言，只有母子关系和恋人关系才对幸福有显著影响。良好的情侣关系有助化解朋友间的矛盾，而好友却没有缓和恋人冲突的功效。其他有关朋友和家人对幸福影响差异的研究也得出了朋友没有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满意度的结论（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２０１０）和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园艺）ａ１．，２００５）、定期参与宗教活动（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１．，２００５）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正向联系。４．教育和性别的幸福效应不明显。有关性别和教育的幸福感差异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男人女人谁更幸福”、“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是否更幸福”仍是争议的话题。在考虑了健康（Ｏｓｗａｌｄｅｔａ１．，２００６）”。、工作类型（Ｂｅｒｇｅｔａ１．，２００７）等ａ１．，２００３）。问题后．性别的幸福效应并不显著。⑥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人的幸福感差异并不明显，不过，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４）的研究认为，中等教育水平的人们有最高的生活满意度。由于个人的智力、选择接受教育的动机和家庭背景的差异会影响教育质量（Ｍｅｉｅｒｅｔ（三）不同个体特征会使幸福感呈现出差异１．年龄与种族对幸福感的影响。采用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大致呈Ｕ型曲线关系（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ｅｔａ１．，２００７）：年轻人和年老人幸福水ａ１．，⑥Ｈｅｒｂｓｔ（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由于政治参与、人际互信及财务安全等方面的恶化，近年来男人的幸福感下降得比女人更快。１６６万方数据２００６），教育质量的不同又会使教育对幸福的影响呈现出个体差异。教育还会通过影响收入和健康对幸福产生间接影响⑦，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以及更有条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Ｏｒｅ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７）一。。这就使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ｅｔ五、广义环境因素与幸福（一）环境破坏和气候恶化会降低居民幸福感人类活动会破坏环境、甚至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而污染的环境、反常的气候又会影响人类福祉。有关空气污染（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２）、水污染（Ｉｓｒａｅｌａ１．，２００３）和噪音污染（Ｐｒａａｇｅｔｅｔａ１．，２００５）的研ａ１．，２００４）口“。究均表明，环境污染会显著降低居民幸福感。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对空气污染的幸福损失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之间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为了维持既定的幸福水平，上过大学的人比没上大学的人情愿每天多支付２０美元以改善空气质量ｍ］。正常的气候条件对居民幸福感并无重要影响，但极端的气候条件如高温与严寒（Ｒｅｈｄａｎｚｅｔ四、制度和政策因素与幸福（一）民主和自由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研究表明，生活在宪政民主下的居民有更高的幸福感，因为政治家更有动力根据居民的利益来治理社会（Ｄｏｌａ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８）‘２二。民主对幸福、尤其是对高收入者的幸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瑞典的数据研究表明，民主权力最大的州比最小的州的居民幸福水平要高出１１％（Ｆｒｅｙｅｔａ１．，２００５）旧２｜、干旱（Ｃａｒｒｏｌｌｅｔｅｔａ１．，２００９）与洪涝灾害（Ｌｕｅｃｈｉｎｇｅｒ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水平。ａ１．，２００７））ａ１．，２０００）。一般来说，与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相比，经济自由更能促进人们的幸福感，但在教育水平高的富裕国家，政治自由对人们的幸福更重要（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２０００）‘２…。（二）合理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关政府支出可以增强人们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认为：一方面，政府支出由税收转化而来，税收将资源从特定人群的私人消费领域转移到人人都能享用的公共服务领域，降低了私人消费时由于攀比而带来的幸福损失（Ｙｅｗ—Ｋｗａｎｇ，ＮＧ，２００３）口…；二是政府支出为居民提供诸如教育、环保、保健和安全等公共服务，居民因此会减少谨慎性储蓄，将未来消费转化为当期消费，从而会提升幸福感（ＡｍｉｔａｖａＫ．Ｄ．，（二）城市化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来自瑞典（Ｇｅｒｄｔｈａｍｅｔａ１．，２００１）、澳大利亚（Ｄｏｃｋｅｒｙ，２００３）、东欧（Ｈａｙｏ，２００４）、拉丁美洲（Ｇｒａｈａｍｅｔａ１．，２００６）、欧洲１５国（Ｈｕｄｓｏｎ，ｅｔ２００６）口纠及中国（Ｋｎｉｇｈｔａ１．，２００９）ｐ副的证据均表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幸福感低，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Ｈａｙｏ，２００４）。尽管城市居民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但其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更大，且城市居民更可能遭受失业带来的痛苦；城市交通更拥挤、犯罪率更高等。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Ｋｎｉｇｈｔ六、研究成果简评及趋势展望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者们在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年提出的“幸福悖论”的基础上，对幸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随着收入的边际幸福效用递减，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健康良好、婚姻稳定、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和宪政民主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极端气候和城市化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居民的幸福水平会随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化呈倒Ｕ型曲线变化，也会因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时间分配、朋友关系和子女个数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现代经济学以效用作为人类追求的目标，以此为理论指导，各国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策制度的主要目标。这种对ＧＤＰ的盲目追求会导致环境破坏、能ｅｔａ１．，２００９）∞５｜。２００６）⑧。有关１４５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Ｒａｍ，２００９）＂０’以及转型国家的数据（Ｌｅｎａ，２００８）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幸福感的观点。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增加社保（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２０００）＿…、失业（ＤｉＴｅｌｌａ，２００３）…ｊ、医疗卫生（Ｋｏｔａｋｏｒｐｉｅｔａ１．，２０１０）、公共安全（Ｗａｓｓｍｅｒ，２００９）和教育（Ｈｅｓｓａｍｉ，２０１０）等方面的支出，可大幅度提升居民幸福水平‘３¨∞“。但是，也有少数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因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税收负担加重，成为人们痛苦的根源之一（Ｒａｍ，２００９）”ｊ。Ｈｅｓｓａｍｉ（２０１０）认为，政府支出规模与居民幸福之间呈倒ｕ型关系。３２ｆ。而Ｏｔｔ（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对幸福的影响取决于民主、法治和腐败等社会因素，政府质量比政府规模对幸福的影响更大口”。⑦在美国（Ｂｕｋｅｎｙａ升了大约三分之一。⑧Ｄｉｅｎｅｒｅｔｅｔａ１．，２００３）和瑞典（Ｇｅｒｄｔｈａｍｅｔａ１．，２００１），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通过改善收入和健康状况使幸福感提ａ１．（２００９）认为，公共支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前提是政府清楚地了解地方居民偏好。１６７万方数据源枯竭和不公平加剧，因而引发了学界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幸福是比效用更为复杂的人类心理体验，幸福最大化应当是人类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幸福经济学通过对人类行为动机基本假设的修正，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和价值提出了致命的挑战，其理论价值并不会因传统经济学界的顽固“抵制”而削弱。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被幸福经济学的魅力所折服，纷纷加入到研究幸福的行列⑨。近年来，许多国家（如法国、英国和巴西）开始以实际行动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南亚小国不丹，早在１９７２年就将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我国的十七届五中全会、２０１１年“两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都释放出淡化ＧＤＰ指标的信号，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人民幸福安康。幸福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⑩。不可否认，幸福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幸福的定义（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０６）。幸福感是一种难以测度的主观心理感受，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涉及到人类的生理、心理、思想、意识和外界环境等许多方面。目前，西方关于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局限于学科内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不多见，未来的研究趋势应是开展更广泛的跨学科协作与整合，尤其需要经济学与心理学、生物学的结合。由于截面数据分析无法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导致遗漏变量问题，从而有可能夸大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程度。未来研究应尽可能搜集时间序列数据，更多采用追踪研究技术来考察各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和两者的因果关系；更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线性模型，以确定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参考文献：［１］Ｆｒｅｙ＆Ｓｔｕｔｚｅｒ．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ｃａ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ｓｙ—ｗｉｔ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９：９４—１２２．［３］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Ｒ．Ｄｏ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Ｎａ—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Ｌｏｔ？Ｓｏｍ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Ｍ１．ｅｄ．Ｐ．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Ｍ．Ｒｅ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４］Ｐｈｉｌｉｐ，Ｏｒｅ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ｏ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ｒｏｐｏｕｔｓＤｒｏｐＯｕｔＴｏｏＳｏ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２１３—２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９１：［５］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Ｊ．Ｆ．Ｈｏｗ’Ｓ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ｏｌｉｆ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０：３３１—３６０．［６］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Ｒ．，＆Ｋｌｉｎｇｅｍａｎｎ，Ｈ—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ＩｎＥ．Ｄｉｅｎｅｒ＆Ｅ．Ｍ．Ｓｕｈ（Ｅｄｓ．）．Ｇｅｎ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７］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１１７６—１１１８３．Ｄｏｍｉ—［８］Ｍｕｌｌ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Ｔｒａｎｎｏｙ，Ａｌａｉｎ．Ａｎ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９５：２３９—４６．［９］Ｌｕｔｔｍｅｒ，Ｅ．Ｆ．Ｐ．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ａｔｉｖｅ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Ｒ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０：９６３—１００２．［１０］ＣｌａｒｋＡ．Ｅ．，ＦｒｉｊｔｅｒｓＰ．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Ａ．ｅｘ－Ｓｈｉｅｌｄ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ｏｍ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ｕｚｚｌｅｓ［Ｊ］．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４６：９５—１４４．［１１］Ｃｌａｒｋ，Ａ．，＆Ｏｓｗａｌｄ，Ａ．Ｕ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Ｊ］．Ｔｈｅ—６５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４，１０４：６４８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Ｌｉｔｅｒａ－［１２］Ｌｅｌｋｅｓ，Ｏ．Ｋｎｏｗｉｎｇｗｈａｔｉ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ｙｏｕ．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４０：４０２—４３５．ｇｏｏｄ”［Ｊ］．ＴｈｅＰｅａｓｇｏｏｄＵ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５：［２］ＰａｕｌＷｈｉｔｅ．ＤｏｗｅＤｏｌ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ｎｄＭａｔｂｅｗｒｅ—２８５—３０７．ｒｅａｌｌｙ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ｈａｐｐｙ？Ａ［１３］Ｓｔｕｔｚｅｒ，Ａ．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ｃｏｍ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⑨他们当中不乏经济学界的名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９４）、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９９７）以及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Ｙｅｗ—Ｋｗａｎｇ，ＮＧ，２００３）。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本人也于十多年前再次步人这一研究领域。基于其在幸福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被喻为“现代幸福经济学之父”（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０５）。另外，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在经济史学和人口统计学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尽管已８０岁以上的高龄，仍然被认为是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李仁贵等，２０１２）。⑩在ｇｏｏｇｌｅ学术里输入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就会出现约２５万个词条，幸福经济学在西方已悄然成为一个学术流派；我国国家社科基金２０１２年针对幸福研究的立项多达１３个，２０１１年立项４个。可见，幸福研究热度非同一般。１６８万方数据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５４：８９—１０９．［１４］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ｌａｎＢ．，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ａｓＩ．Ｍｕｅｌｌｅｒ．ＴｉｍｅＵｓ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０２：５９４—９９．［１５］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ＤｉＴｅｌｌａ，Ｒ．，＆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ｒ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８８：２００９—２０４２．［１６］ＤｉＴｅｌｌａ，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Ｏｓｗａｌ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ｖｅｒ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９１：３３５—３４１．［１７］ＤｉＴｅｌｌａ，Ｒ．，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Ｒ．，＆Ｏｓｗａｌｄ，Ａ．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８５：８０９—８２７．［１８］Ｄｅａｔｏｎ，Ａｎｇｕｓ．Ｉｎｃｏｍ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ａｌｌｕｐ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８，２２：５３—７２．［１９］Ｓｃｈｏｏｎ，Ｉ．，Ｈａｎｓｓｏｎ，Ｌ．，＆Ｓａｌｍｅｌａ—Ａｒｏ，Ｋ．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ｏｒｋ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ｌｉｆｅ：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ｍａｒｒｉ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ｉｎＥｓｔｏｎｉａ，Ｆ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ＵＫ［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０５，１０：３０９—３１９．［２０］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Ｓ．ＶａｎＰｒａａｇ，ＤｍｉｔｒｉＲｏｍａｎｏｖ，Ａｄａ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ｓｒａｅ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Ｗａ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６：１００８—１０２０．［２１］Ｍｅｌｉｋｓ，９ａｈＤｅｍｉｒ，ＭｅｔｉｎＯｚｄｅｍｉ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Ｎｅｅ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１１：２４３—２５９．［２２］Ｒｅｈｄａｎｚ，Ｋ．，＆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５２：１１１—１２５．［２３］Ｃｏｈｅｎ，Ａ．Ｔｈｅｉｍｐｏａａｎｅｅ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ｆｏｒＪｅｗｓ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Ｊ］．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２，３：２８７—３１０．［２４］Ｂｊｏｒｎｓｋｏｖ，Ｃ．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ｅ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７，万方数据２２：２２—４０．［２５］Ｈｕｄｓｏｎ，Ｊ．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Ｕ［Ｊ］．Ｋｙｋｌｏｓ，２００６，５９：４３—６２．［２６］Ｏｓｗａｌｄ，Ａ．＆Ｐｏｗｄｔｈａｖｅｅ，Ｎ．Ｄｏｅ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ｄａｐｔ，９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ｌ：１—３６．［２７］Ｂｌａｎｅｈｆｌｏｗｅｒ，Ｄ．Ｇ．，＆Ｏｓｗａｌｄ，Ａ．Ｊ．Ｍｏｎ．ｅｙ，ｓｅｘ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Ｓｃａｎｄａ—ｖ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０６：３９３—４１５．［２８］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Ｒ．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ｎｏｔｈｉｇｈ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ｏｔｍｏｒｅ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０，２：９１—１２５．［２９］Ｙｅｗ—Ｋｗａｎｇ，ＮＧ．Ｆｒｏｍ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ＳｏｃＣｈｏｉｃ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２００３，２０：３０７—３５０．［３０］Ｒａｍ，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Ｌａｒｇ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２００９，１３８：４８３—４９０．［３１］Ｗａｓｓｍｅｒ，Ｒ．，Ｌａｓｅｈｅｒ，Ｅ．，ａｎｄＫｒｏｌｌ，Ｓ．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０：５６３—５８２．［３２］ＺｏｈａｌＨｅｓｓａｍｉ．Ｔｈ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Ｋｙｋｌｏｓ，２０１０，６３：３４６—３８２．［３３］ＪａｎＯｔｔ．Ｇｒｅａｔｅｒ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ｆｏｒ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ｍｅ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１１：６３１—６４７．［３４］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ｒｉｋ．Ｖａｌｕ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ｕｓｉｎｇ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ｄａｔ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０：８６９—８８０．［３５］Ｋｎｉｇｈｔ，Ｓｏｎｇ＆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２０：６３５—６４９．（编辑校对：韦群跃）１６９西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汤凤林， 甘行琼
汤凤林(重庆工商大学,重庆40006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73)， 甘行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73)
经济问题探索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2013(11)2次
1.Frey &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2002
2.Paul Dolan;Tessa Peasgood;Mathew White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2008
3.Eastedin,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1974
4.Philip Oreopoulos Do Dropouts Drop Out Too Soon? Wealth,Health and Happiness from Compulsory Schooling 20075.Helliwell,J.F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 being 20036.Inglehart,R;Klingemann,H-D Democracy and happiness 20007.Easterlin,R Explaining Happiness 2003
8.Muller Christophe;Trannoy Main A Dominance Approach to the Appraisa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ll-Being acrossCountries 2011
9.Luttmer,E.F.P 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2005
10.Clark A.E;Frijters P;Michaela A.Shields Relative income,happiness,and utility: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din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2008
11.Clark,A;Oswald A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1994
12.Lelkes,O Knowing what is good for you.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the\" objective good\" 200613.Stutzer,A 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 2004
14.Krueger,Alan B;Andreas I.Mueller Time Use,Emotional Well-Being,and Unemployment: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2012
15.Alesina,A;Di Tella R;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200416.Di Tella;MacCullo ch & Oswald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200117.Di Tella,R;MacCulloch R;Oswald A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2003
18.Deaton Angus Income,Health,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2008
19.Schoon,I;Hansson L;Salmela-Aro K Combining work and family life: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arried and divorcedmen and women in Estonia,Finland and the UK 2005
20.Bernard M.S.Van Praag;Dmitri Romanov;Ada Ferrer-i-Carbonell Happiness and Financial Satisfaction inIsrael:Effects of Religiosity,Ethnicity,and War 2010
21.Meliks?ah Demir;Metin O zdemir Friendship,Need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201022.Rehdanz,K;Maddison D Climate and happiness 2005
23.Cohen,A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ity in well-being for Jews and Christians 200224.Bjornskov,C The multiple facets of social capital 2007
25.Hudson,J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 2006
26.Oswald,A;Powdthavee,N Does happiness adap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abil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stsand judges 2008
27.Blanchflower,D.G;Oswald,A.J Money,sex and happiness:An empirical study 2004
28.Veenhoven,R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Level not higher,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200029.Yew-Kwang,NG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 2003
30.Ram,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
2009
31.Wassmer,R;Lascher E;Kroll S 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IdeologyMatters 2009
32.Zohal Hessami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 Being 201033.Jan Ott Greater Happiness for a Greater Number:Some Non-controversial Options for Governments 201034.Levinson Arik Valuing public goods using happiness data:The case of air quality 201235.Knight;Song & Gunatilaka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2009
36.由于西方经济学界对幸福研究的热潮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文所引用文献资料主要是1990年以来国外经济学杂志上研究幸福影响因素的原创性文章.基于边沁(Bentham)快乐论的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可以用主观幸福感来衡量,而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测量维度是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Diner,1999).鉴于幸福(happiness)、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和生活满意度
(life satisfac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凡是对三者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都是本史评述的范畴
37.有时国家间幸福感差异可能与收入根本无关,如,在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各国居民倾向于报告不同的幸福感(Diener et al,1995),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自己快乐而法国人则相反,因为在美国快乐被认为是积极的,而在法国\"快乐的人是傻瓜\"(戴高乐的名言),而在亚洲,儒家文化提倡谦虚的美德,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说自己很快乐
38.并非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带来幸福感损失,由于\"隧道效应\" (tunnel effect)的存在,在转轨中的东欧国家(Caporale,2009)和英美(Clark,2003a),不平等传递出有利于竞争和个体未来经济地位可能改善的讯息,使得收入不平等反而促进了人们幸福水平提高
39.失业者幸福感的降低会持续至少一年以上,往后由于个体对失业具有一定适应性,失业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但是,即使重新就业,其幸福感也不会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Lucas et al,2005
40.Wolfers(2003)在Di Tella(2001)研究的基础上,对欧洲16国1973-199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失业给幸福带来的损失是通货膨胀的5倍\"的结论
41.Herbst(2011)的研究表明,由于政治参与、人际互信及财务安全等方面的恶化,近年来男人的幸福感下降得比女人更快42.在美国(Bukenya et al,2003)和瑞典(Gerdtham et al,2001),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通过改善收入和健康状况使幸福感提升了大约三分之一
43.Dienel et al.(2009)认为,公共支出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前提是政府清楚地了解地方居民偏好
44.他们当中不乏经济学界的名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1994)、Amartya Sen(1997)以及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Kwang,NG,2003).Easterlin本人也于十多年前再次步入这一研究领域.基于其在幸福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Easterlin
被喻为\"现代幸福经济学之父\"(Graham,2005).另外,Easterlin在经济史学和人口统计学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尽管已80岁以上的高龄,仍然被认为是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李仁贵等,2012
45.在google学术里输入happiness economics,就会出现约25万个词条,幸福经济学在西方已悄然成为一个学术流派,我国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针对幸福研究的立项多达13个,2011年立项4个.可见,幸福研究热度非同一般
1.黄光圣,朱莉 大学生恋爱心理成熟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期刊论文]-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5(02)
引用本文格式：汤凤林.甘行琼 西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期刊论文]-经济问题探索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