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
【摘 要】在马克思哲学文本中,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感性活动”,即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是被异化了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对“感性活动”异化之谜的破解).基于以上三点,马克思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结束了“思维宰制存在”的历史,实现了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的思维模式的转换,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实现哲学观变革的突破口,也是人类实现自由自觉发展的现实根基.
【期刊名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40)004 【总页数】4页(P84-87)
【关键词】“感性活动”;马克思哲学观;人的自由 【作 者】陆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B0-0
“感性活动”作为马克思实现哲学观变革的重要概念,不仅是马克思生成新世界观的寓居地,也是马克思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口,更是马克思确证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的依据。基于以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必然性
及其具体内容。
(一)“感性活动”——理解世界的方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在“感性活动”中理解世界,并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解世界的方式作出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这里马克思给出了理解世界的三种方式: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事物,从直观的能动的方面理解事物,从“感性活动”中理解事物。 从客体的形式理解事物,即仅关注客观对象,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虽然强调感性直观,但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理解事物,因此,他并未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现实的载体。
从直观的能动的方面理解事物,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人的能动性就会失去其赖以发展的沃土。
马克思强调在“感性活动”中理解事物、现实、感性,其合理性在于:1.在“感性活动”中,人类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对象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2.在“感性活动”中,人的能动性或人的直观能力才得以发展并外化;3.在“感性活动”中,人类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逻辑上讲,人类的“感性活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的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劳动的异化是人类“感性活动”偏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证明。马克思正是从工人劳动异化的事实中破解了异化之谜,并为工人的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因此,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只有置于历史尺度中才能实现。 (二)“感性活动”——自由自觉的类活动
首先,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论述了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认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2]即动物依靠自身的物种的本能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不会把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原因在于动物没有意识。而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自己的意识对象。因此,人可以控制或调节自己的生命活动[3](饥饿的动物会直接扑向眼前的面包,而饥肠辘辘的人则会控制自己,如果面包不是自己的),从而,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是类存在物的活动;人作为类存在物,和动物获取食物的方式也完全不同,早期的人类和动物一样,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存资料,但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动物在长期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种植农作物,因此,人还可以在改造自然、生产自身所需物质的过程中获取自身的生存与生活资料。重要的是,人也在生产过程中确证自身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人不仅生产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人还生产生活资料之外的东西,因此,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不仅按照自身的尺度进行生产,还可以按照自身以外的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因此,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4]。其次,马克思意识到,“感性活动”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得以实现,而主义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形态。 (三)破解“感性活动”异化之谜——马克思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口及马克思读懂社会历史之谜的见证
马克思哲学观是无产阶级获得和自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一切学说的逻辑起点皆是关于人的自由实现的探究。早期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是基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基础的,认为国家是伦理实体发展的最高阶段,理应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得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明白不应到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寻找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而应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寻找[5]。自此,马克思通过研读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发现了所有制(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发现了私有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一旦发展到极端,就是整个社会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这样,马克思在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特征的时候,由于资本或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使他既看到了对立所导致的工人劳动的异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不可克服性。异化(感性活动背离了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与异化的克服(私有制的废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从而,马克思为工人阶级的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道路。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还可看到马克思最初关于“社会历史之谜”的理解,即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重要作用的理解。但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只是以资本、私有制等概念代替“市民社会”,论述其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了“市民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们的生存样态,“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6]。而在主义社会,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和人以平等自由的结合方式、以最适合他们类本性的条件下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主义在扬弃私有财产及人的异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也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复归。 (一)结束了“思维宰制存在”的历史
上述的前两种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均落入意识哲学的窠臼。旧唯物主义强调客体的本源性,得出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但是这里的“物质”概念是被思维高度羽化了的产物,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特征,它本身作为思维的产物,如何再去决定意识呢?即便作为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感性直观,也只是存在于理论领域中,因为费尔巴哈视线内的感性的人,只是自然的人而没有社会历史维度的人,因此,只要进入社会领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失去了效用。虽然费尔巴哈强调在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基础上理解世界,比机械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但是离
开特定社会历史维度中的感性活动,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因此,费尔巴哈最终也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
唯心主义强调思维的能动性,但是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唯心主义既失去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载体,又失去了思维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感性对象客观性的呈现。恩格斯指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7]胡塞尔及其学生海德格尔质疑:内在的思维是如何切中外在的存在的?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是内在的思维切中外在存在的通道,重要的是——这种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感性活动”是生成“现实生活过程”的基础,在“感性活动”中,认识对象的呈现与主体的受动性(被刺激感)相结合,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的能动的直观相结合(或主体在反复的探究中确证对象的本质)。而这里的直观能力,只有建基于“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它才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价值论取向。在社会领域,这种直观能力都被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马克思在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感性活动”时,发现了“感性活动”异化的秘密。“感性活动”是穿透思维内在性的现实载体,唯有在“感性活动”中,才能真正实现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统一。
(二)实现了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的思维模式的转换
首先,马克思强调“感性对象”的生成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写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9]可见,我们生活的世界,所面对的“感性对象”都被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没有现成的既定的感性对象,即便存在这样的自然物,但是也进入不了人的视线,对于人类,也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其次,马克思强调人的“直观能力”的生成性。人类的感性活动不仅创造了“感性对象”,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提,人类也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生成自身的直观能力。为此,马克思写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连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0]
再次,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的生成性。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既定的,而是人类自身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确证的。如前所述,人首先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人的生存不同于动物本能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建立在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基础上的。但是,一旦将人的生存置于特定的社会维度(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就背离了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在非私有制条件下,个体可以通过劳动肯定自身的生命,并在劳动中肯定自身的个性特点。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体的活动不是由于内在必然的需要,而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同自身相外化,因此,这种活动对个体来说是一种痛苦,被个体所痛恨。马克思正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或者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为此,马克思为工人阶级的(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指明了道路。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这里的社会关系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基础上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也决定了人们能否按照类本质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此,马克思继续对社会关系(联系)与个人的本质、个人的活动三者关系作出阐述:个人的活动创造或生产了自身所在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不是同个体相对立的抽象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身的活动。因此,个人的本质是其所
在社会的社会联系[12]。
(三)实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的价值诉求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旧世界的哲学观:其一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及唯心主义国家观;其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观。马克思强调,在“感性活动”中理解世界,“感性活动”本身,“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打开了意识哲学通向客观世界的通道,为思想和精神的具体化、感性化乃至物质化找到了现实的活动形式,从而也为黑格尔毕生寻求的思存同一性、思想客观性、具体普遍性找到了真正的现实基础。”[13]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存在的缺陷表现为:思维自身无法创造“非我”的感性,只能直观和规定既有的感性;“思维过程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缺少感性的动力基础”[14]。因此,只有立足于“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思想和观念才能获得自己的感性内容和感性的具体性。另外,只有通过“感性活动”的物化过程,思维规定感性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并因此而确证自己的客观性[15];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感性活动”异化之谜的破解,找到了工人的思想武器——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作为伦理实体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国家中可以实现全民的自由)。
费尔巴哈立足于感性的人、自然的人来理解意识,并幻想通过爱的宗教来实现人的自由。但其“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人”,他不理解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存在的历史条件。费尔巴哈视线中的人是远离“感性活动”的人,是脱离具体社会历史维度的人。因此,“正是在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6]。
其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使人的“感性活动”背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工人由于一无所有,而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资本家苛刻的劳动条件及劳动强度,因此,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与要求去生产,不是按照自己的身体
承受能力去生产,不是平等自由地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归自己所有,只是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的工资,他们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对象、劳动产品、自身及自身的机能同其类本质相异化。对于工人劳动的异化而带来的类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国家却在法律上不予承认,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取而代之。对于此种现象,马克思称之为政治异化,政治异化直接表现为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的真正本质和他的现实本质的分离,人在政治共同体中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私人活动的领域)中,人们相互利用,把自己也把别人当作工具。
再次,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7]马克思正是基于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的同时,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为工人阶级的指明了科学道路。这些论断通过其唯物史观的创建而成为可行性的方案。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为新生成的社会构建了理想的制度——“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不自由的人就可以实现自由的理想目标。在这个领域内实现自由的方式如下:作为生产者,不是各行其事,彼此互不相干,而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以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特定的生产联合体,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而人与自然之间,将遵循以下两个原则:合理原则及生态原则,即在充分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是,自然界不是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短期再生系统,而是有着自身循环周期和循环规律的有机系统,人类亦是自然界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进化演变的结果,人类是大自然生态圈中的一分子,因此,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前提下实现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相关文献】
[1][9][10][11][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8、49-50、18、50、48页。
[2][3][4][6][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7、58、85、8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409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13][14][15]孙利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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