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家口的兴衰与贾鲁河
周家口最早在地图上出现是明隆庆四年安徽商人黄汴所著《明一统路程图记》,该载周家口到朱仙镇的水路:周家口 15里 李方店 30里 西华 120里 李家潭 40里 朱仙镇。康熙《陈州志》卷一记载,周家口是新兴集镇。因此可以断定周家口起源于明末。在距开封市城南四十五里处有一贾鲁河,周家口处于其下游,位于贾鲁河与颍河交汇处。清前期贾鲁河水深面宽,帆樯林立,周家口成了百货云集的水陆码头,是西北与江淮物资交流的重要转运站,它的兴衰与贾鲁河息息相关。
关于贾鲁河,20世纪60年代,学者李长傅认为:贾鲁河本名孙家渡河,是明代刘大夏所疏浚①。明嘉靖六年,左都御史胡世宁建议疏浚孙家渡河(后称贾鲁河),刘大夏奉命疏通,九年五月完成。万历三十三年,会通河淤塞,湖广茶陵州知州范守已建议利用贾鲁河运漕。他说:“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②显然贾鲁河自嘉靖九年开通后,就承担起漕运任务。周家口位于贾鲁河入颍河处,担负着聚散物资、中转商品的经济职能。清代前期,豫东地方对贾鲁河的治理也很重视,在五十余年中疏浚十次。史实证明:从明末到清前期,贾鲁河确实是连接西北和东南的一条重要水路。
明代周家口“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不遏百家”。周家口对岸是永宁镇,“东西五里,南北二里,商贾辐辏称巨镇。”③雍正年间,“周家口一带地方,水陆交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稽察保甲,各处验勘,难充悉举,事本繁多”,陈州地方官为了管理方便,将管粮州判移驻周家口,④后又移军捕同知署驻周家口。到乾隆时,由于周家口的扩展,“延及淮宁境,接连永宁集”,故二镇合为一镇。⑤贾鲁河以黄河为水源,长年的泥沙沉积,使贾鲁河河道淤塞,到清中期以后,淤塞问题十分突出。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在中牟决口,贾鲁河“河身淤成平陆,河身以上又淤高丈许。”⑥以后,贾鲁河上游樯桅林立、码头货堆如山的景况不再复现。但由于贾鲁河下游以及颍河仍然可以通航,周家口得以继续发展。清末京汉铁路通车,周家口商民“渐迁郾漯,连年生意冷落异常。”⑦贾鲁河的开通,使周家口兴起并很快呈现繁盛的景象。
贾鲁河的淤塞,导致周家口商业的萧条。这种城镇与河流共命运的现象表明: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另一角度看,商业繁荣是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⑧交通要道,水陆码头,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这是商业中心城镇的历史特征。
二、以转运贸易为主体的商业
周家口被贾鲁河、颍河分为河南、河北、河西三部分,周围十余里,“人烟丛杂,街道纵横”,“舟车辐辏,烟火万家。”⑨颍河上游可通漯河,“帆船往来如织”,⑩下游直达正阳关,是豫皖商货流通的必经之路。河西与河北有桥可达,到河南有渡船,原来渡口只有一处,乾隆时发展为六处,清末商人王云亭开设了船局。康熙初年全镇一万五千人,到清末翻了一倍多。清前期中期河北市场商贾麇聚,商业繁华,贾鲁河淤塞后,商家多集中河南,河西商务比较萧条。据道光十年
《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载,镇中有杂货,麻、油、丝、布、京货、烟、米、干果、山货、鱼、竹木、药材、皮等商行。另据《江南会馆购地契文》碑载有黄铜、粮等行。有篓、醋坊、珠宝、估衣铺等商铺20余类,山陕商家320余号,江南商号81家,与清前期的开封差不多。
从贾鲁河上往来商船的运货中,可以发现周家口的大宗商品是粮食和盐。“贾鲁河……系商贾舟楫往来运济粮食之地”,“江南商货皆由此通汴,每岁荒江淮之粟藉以转输,百姓赖之。”贾鲁河淤塞后,“商贩均须陆路起运,以致百物增昂,贫民失业,芦商运费不资,亦加疲累。”道光年间,周家口杂货商号180家,商品主要靠外地输入。这说明周家口的商业是建立在转运贸易基础上。一旦失去交通运输的优势,转运贸易也随即消失,镇中经济也就很快衰落。这是周家口城镇经济兴衰的主要特点。
在全国,周家口市场商品流通方向有三个:从北方天津运入盐再转销各地;从东南输入茶、铜、米、干果、海味等销往京津、山东、直隶;从南方汉口、湘赣地区运入糖、茶、纸、杂货、竹器等再转输省内各地及北方省。在省内,周家口市场是淮宁、西华、扶沟、沈丘、项城、商水各农产品“麇聚之区”。鹿邑商人“仅就亳县与周家口所有之货为之转运。”鄢陵的瓷器、杂货来自周家口。沿贾鲁河经北舞渡、漯河、襄城下达周家口的货船,运载杂粮、石器、陶器、煤和杂货。周家口的粮商到叶县选购杂粮,沿贾鲁河运到周家口,货船回程满载盐、杂货,“每年来往货船千余支”,有的船“由周家口西上,至(宝丰)南境沿河李渡口停泊,装运煤、姜等物”。太康的货物“多来自亳县、周家口”,“以糖、纸、布匹、洋广杂林为多。”周家口还是河南省主要牲畜市场,牲畜市场与北方张家口、南方汉口都有直接联系。从商品流通的渠道看,周家口与外省广大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市场规模突破了地区性,同时,它也是省内商品流通的中心市场,兼有批发、零售、农产品集散三种功能。
三、客商和商人资本在周家口城镇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在河南各地十分活跃的最大商帮是山陕商帮。周家口的商人也以山西、陕西籍为主,其次有安徽、福建、江浙的商人。山陕商人资本雄厚,遍布全省,几乎垄断了整个河南的市场,在周家口亦是如此。会馆是各地商人在异地经商的地域性组织,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商人的机构。周家口的山陕会馆创建早,占地面积大,拥有商家多,商业资本实力比较雄厚。
由于周家口的商业主体是转运贸易,所以转运贸易是该镇商人资本形成的主要源泉。马克思认为,转运贸易中“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因而这种资本不进入生产领域,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马克思还指出,这种商人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就是说,尽管周家口商由于周家口的商业主体是转运贸易,所以转运贸易是该镇商人资本形成的主要源泉。马克思认为,转运贸易中“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因而这种资本不进入生产领域,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马克思还指出,这种商人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就是说,尽管周家口商业繁荣,客商资本丰厚,但是商人资本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整个地主经济运转服务,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家口的经济仍属于封建性质。处于第二位的是当铺、钱庄等高利贷商人资本。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是造成经济衰落和政治的土壤,而另一方面也有进步作用,可以破坏和瓦解封建所有制形式。这种破坏不是直接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清末,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部分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周家口的商人资本投向发生转变,
一些油商购买榨油机器,建立机器榨油公司,对全镇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还应该看到的是,周家口经济的繁荣与客商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清初,福建武夷山区的茶,经山西商人由江西转运河南,这些商人“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安徽六安的茶也是客商“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转贩。客商从各地运入商品,繁荣了周家口市场。某些小手工业也是由商人出资创办的,“豫省本系产麦之区,每至收成,西商挟其厚资,在码头集镇开坊,如陈州之周家口。” 还有制皮、榨油、制醋、制酒等。商人的经商活动传播了新技术、新产品,促使镇周围的农业生产发生变化。周家口周围农田大量种植芝麻,与商人发展榨油业有直接关系。客商在周家口的经济活动,又进一步吸引周围地区农民进镇学经商。另一方面,每遇荒年,商人输入粮食也对镇中灾情起到缓解作用。如,宣统三年春,周家口一带受灾,宁波商家元丰号“平价出售白米数万石”。可见,“有商则活,无商则衰”,充分说明了商人对集镇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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