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变迁

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文化同化是两个不相同的文化趋同过程，其区别在于民族文化融合是自觉的、自愿的、和平的，而民族文化同化则是被迫的，并往往伴随有压迫和暴力的行为。

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总的趋势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于汉民族文化，人口少的弱小民族文化融合于人多势众民族的文化，后进民族的文化融合于先进民族的文化，单纯由男性组成的群体在移居异地后，容易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

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于汉民族文化的现象早已有之，是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主流现象，史书上记载后进少数民族时往往有“渐习华风”等语词，即为此一现象的写照。汉化是一个漫长而不间断的历程，至今仍在进行，不仅包括服饰、建筑等物质性的，还有语言、宗教信仰等非物质性的。满族从“入关”接触汉文化到现在已基本汉化也不过仅经历了300多年的历史，而作为全国第三大民族、人口超过1000万的满族，其成员现在普遍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讲英语等外国语的人比能讲满族语的人还要多。能顺畅地用满族语交流的满族人已很少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全面交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推行，少数民族使用汉语的人数在不断增多，汉化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各民族相互间的接近、趋同，是民族一体化过程的基本实质。没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逐渐趋同，就不能形成稳固的民族统一体。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与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在联系是一脉相承的。

宗教文化上的统一和认同感，往往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当然，促进异民族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及至民族实体融合的要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肯定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然而，宗教认同的要素在其中也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古往今来不同宗教信仰民族之间的宗教战争，强化了民族内

部的宗教特征，也强化了与信奉异教的异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信奉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的不同宗教流派信徒之间的分化。

“民族自我意识不仅同地域政治形式，而且在同集团共同体意识的其他形式，首先是宗教共同性和阶级共同性相互起作用。”在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道教发挥了宗教共同性的作用。北魏末期（公元508—534年），今陕西彬县的羌族部落中已信奉道教，并雕造道教造像碑。这是这部分羌族部落向汉化迈出的第一步，到唐中叶就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汉族中。道教在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文化认同中，起到精神纽带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而激化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元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封建割据和边疆地区半分裂、半独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能将包括今天的五个民族自治区及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有效版图的王朝，这个功绩是无法估量和不可磨灭的。而在此过程中，道教以合作者姿态，积极疏通蒙汉关系，频繁地为死于元朝铁蹄下的汉族生灵举办全国性斋醮仪式等，其所做的积极贡献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无与伦比的。

道教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影响的力度和深度，要远远超过儒家（教）。直到元初，许多少数民族还“不知尊孔”。民国凌锡华所著《连山县志》卷五“瑶俗”载：“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惟从瑶道士学”，就反映了这一史实。因而能够在边疆少数民族中以道教“随方设教，友诸异类，与其同好，心无疑误”，“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的进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流毒。

宗教文化上的统一和认同感，往往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民族形成和融合的过程中，共同的宗教信仰强化了民族构成诸要素中共同文化的要素。道教在少数民族贵族中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都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对中华道教文化的认同感。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在文化的认同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起来的。 二、民族文化区域化

世界各民族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发展了带有本民族特色、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有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受影响民族文化迅猛发

展的催化剂，能促进受影响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又可能是受影响民族文化的消亡剂，能把受影响民族的文化推入困境，促使受影响民族文化解体，把原来连为一体的民族文化逐步分割成块状的区域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社会交往和经济联系的加深，各民族迁徙以减缓中心地带人口膨胀的压力，必然会带来民族文化的扩展、交往、互渗和融合。同一民族分散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必须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使其与不同的民族交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的时间、程度以及方式是不一致的，从而培植了民族内部各具区域特色的区域文化。

面对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各民族一般采取两种态度：迎接和回避。 采取迎接态度的民族，一般具有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对外来文化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其文化结构是开放性的结构，能吸取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而又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对于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以充实、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心。这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文化与心态比较开放的民族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态度。

一个民族分布在广阔的地域中，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需要有各自不同的文化适应方式，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会促成民族文化的区域化。而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不同步、不平衡的，往往是交通便利的地方首受其惠，长此以往，必定会加剧民族文化的内部分化，加大原有的差异，扩展原有的差距，促成民族文化的区域化。

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为适应新的环境、形势，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充实自身，就要发挥自己的应变机制，分解原有的文化，以便与新吸取进来的文化成分配套、建构，以达到其功能优化。

民族固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不是同步进行的，更不是同等程度上吸取的。民族文化受带来危害的影响有深浅之分，吸取外来文化有先后之别。因而，民族文化在分解之后重新建构以正常运行其文化功能时，会形成各具区域特色的文化块状分割。就以人口不到200万的云南白族为例说明。

从农耕经济文化来看，云南操南部方言的白族文化是典型的水稻文化；操北部方言的白族文化具有旱种文化的特征，主要是以种植玉米、马铃薯、荞子和燕麦等旱地粮食作物为主；操中部方言的白族文化则两者兼而有之。

从服饰上看，南部方言区的白族妇女——尤其是女青年，喜欢穿浅色、红白相间的白族服装，色彩鲜艳、明朗；中部方言区的白族妇女，多穿中色，主要是青、蓝色的服装；北部方言区的白族妇女，多穿深色，以灰色、黑色为典型的服色。

在文化类型的特征上，南部方言区的白族文化，具有后喻文化的特征。这些地方，往往是年轻一代先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再传给老年人，经常会听到老年人感慨道：“活到老学到老，人到八十还学巧”。北部方言区的白族文化具有前喻文化的特征，一般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各自吸取属于同龄阶层的思想、观念和技术，辈分特征比较明显。

在这三个方言区的白族之间，还明显存在着价值观念、心理素质、语言、文学、艺术、建筑和各种风俗习惯上的地域差异，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特征都比较显而易见。在这三个白族区域文化之间，如果说中部方言区的白族文化与南、北两个方言区的白族文化之间是同大于异，能勉强成立的话，则南、北两个方言区的白族文化之间则很显然是异大于同了。而南部方言区的白族文化与当地的汉族文化之间，以及北部方言区的白族文化与当地的傈僳族文化之间，则是同大于异。很显然，云南白族的文化至少已被建构、分割成三个文化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三种区域文化。内部完整一致，由全民族共同享有的白族文化早已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在各个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同一省内，连成一片的白族文化尚且如此，那么分布在不同的省份，没有连成一片，支系众多，做长时间、远距离、大幅度的频繁迁徙和多向性流动的其他民族，其民族文化内部的区域分割之纷繁程度更可想而知了。

民族文化的区域分割，是不容忽视、不容否认的事实。由此要提到的是，既然民族文化有被分割成区域文化的现象，那么，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就应该充分正视这种现象，不能以局部的区域文化来代表整体的民族文化，不能以先进区域的文化来掩盖后进区域的文化，也不能反过来，以后进区域的文化代表整个民族的文化。有必要多探讨具体的区域文化，而少谈空泛的民族文化，只有在深入考察民族区域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宏观地把握民族文化的整体构架。

区域文化经过充分的渗透、融合、内蓄积累达到一定的量，在某一区域站稳脚跟，就有开始向外传播、发展，寻求新的版图的欲求。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城镇的人类文化有日趋相同的一面。但是，文化深受区域环境的制约这一特征的存在，终将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民族消亡了，民族文化地域差异将永远存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都需要有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其相适应，而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系统——区域文化将取代民族文化。

区域文化只有当它在当地得到普及，并已基本稳定下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并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准则起规范作用，才向外传播、发展。就像一棵树苗，只有当它在某地扎了根、发了芽，并茁壮成长起来，才能枝叶茂盛，提供可移植到异域的树苗。区域文化的向外传播和发展是呈波浪式的向外推进，每到一个地方，都因与当地的固有文化融合、重组、建构而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一种文化向外传播、发展、推进的距离越远，调适过的自然环境差异越大，沿途与当地的固有文化发生融合、重组和建构的机会、次数越多，融合的程度越深，重组越彻底，建构越完整，就离这种文化的本来面目越远，有的已经面目全非，而融合、重组、建构成与沿途文化经过多次筛选后凝聚而成的新的文化。经过杂交，优化组合后的文化比原文化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大的生命力。

文化依附于人类，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向外传播、扩展，都依赖于该区域人们的活动。封闭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文化，也是封闭性的，难以向外传播、发展。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也制约着文化的传播、发展。优越的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能促进和诱发文化的向外输送。反之，交通闭塞、文化隔离机制强的区域，文化就不易向外播送，也难以引进外来文化而使自身得到充实、发展。 三、民族文化流失

民族文化的流失在提速，其中流失最快的是语言，其次是服饰、歌舞、建筑等。在300多年间，人口仅次于汉族和壮族的满族在一千多万人口中，能用满语进行流畅交流的人很少了。在听到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的同时，标志着民族语的使用率和应用范围在缩小。

中国最早的猿人——元谋猿人发祥地的元谋县县城附近的傣族在民国年间仍通行傣语，后因官军进驻村寨，要求当地人讲官话（汉语）。20世纪90年代末，仅有70岁左右的个别老人能讲傣语，中年人略知几句日常用的傣语，而青

年人则已将讲傣语视为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到一个世纪，一种民族语就面临消失的可能。

民族服饰流失的速度也在加快。民族服饰基本上是手工制作的，制作的周期长，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服装。这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穿得起汉族服装，穿不起民族服装。更加上国家出于禁毒的考虑，禁止种植纺织麻布的基本原料——大麻，也给民族服饰的传承带来危机。

电视在广大民族地区尤其是乡村的普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许多不会讲汉语的山村少数民族青年也能演唱汉语流行歌曲。汉语流行歌曲的风行，与传统民族歌曲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有些民族信奉基督教以后，按照一些地区内部的教义、教规，不唱民族歌、不跳民族舞、不搞传统的宗教祭祀和婚丧活动，致使一些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大量流失。

传统的民族建筑也在快速流失，如纳西族、彝族、傈僳族和独龙族等民族的支系中，盛行垛木房和木楞房，连墙体在内的整座房屋要由上百棵树木构成，对森林危害太大，对长江中上游等国家水土保持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构成危害，其继续存在的价值值得怀疑。 四、民族文化退化

有些民族，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后来，为躲避外来民族的侵袭而避迁到深山老林中去，致使本民族的文化发展遇到障碍，退化到更落后的状态中去。云南的苦聪人就是这种情况。早在清代，他们就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后来避迁到原始森林中，自身的发展停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才把苦聪人从原始森林中请出来，此时他们的社会已退化到原始氏族部落公社阶段，处于半游猎的文化状态。这是文化的发展遇到障碍而导致文化退化的典型事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人类学家已主要到这种现象，认为当时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致使他们的发展遭受挫折和障碍而发生了文化的退化。这种看法提出来后立刻遭到一些人的竭力反驳，他们以泰勒为首，把当时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及其文化一律视为“原始文化的遗留物”。从苦聪人的文化退化这一现象来看，文化退化并非像泰勒等人所批驳的言之无据。外来民族的冲击，战争失利，自然灾害，疾病等种种不利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封闭、内部功能整合僵化的文化系统产生退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