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口面啊，咋就跟上海的精细活不一样？

从虹桥机场落地朔州武宿机场时，天正下着些微雨，空气里有股子土腥气混着草木味，不像上海梅雨季里黏腻的湿，倒像是有人拿粗布掸子在你鼻尖上轻扫，痒酥酥的。头一日被当地朋友拉去吃刀削面，进的是家临街小店，门脸儿挂着块褪色的木匾，写着“老柴家面馆”，推门进去，油泼辣子的香味儿“轰”一下就扑了满脸，呛得我连打三个喷嚏。

上海人吃面讲究“面要细，汤要清，浇头要精致”，一碗阳春面得码得齐齐整整，浇头不过是几缕肉丝、一筷头炒虾仁，汤面上漂着几滴葱油，像给素净的白瓷碗描了道金边。可朔州这刀削面，端上来是海碗，碗沿堆得冒尖，面条粗得像小拇指，棱棱角角的，浇头是大块的红烧肉和碎末儿酸菜，红汤上飘着厚厚的辣油，筷子一搅，“刺啦”一声，油花溅到手背上，烫得人缩脖子。

我拿筷子夹起一筷子面，那面在筷子上晃悠，筋道得很，咬下去第一口，竟觉得有些“艮”，不像上海细面那样顺溜滑喉。朋友见我皱眉，笑说：“慢慢嚼，越嚼越香，咱这面是拿老陈醋和的面，得吃出那股子‘酸劲儿’来，才算是懂面。”我耐着性子细嚼，果然，面里头透着股子淡淡的酸，混着辣油的辛香，还有红烧肉的肥腻，咽下去后，胃里像生了团小火，暖烘烘的。

可心里头总犯嘀咕：同样是面食，上海人把面做成了精致的点心，朔州人却把面做成了“夯货”，这粗瓷大碗里的实在劲儿，到底是咋琢磨出来的？后来在朔州老城逛，见着街边卖莜面窝窝的大娘，面团在她手里三绕两绕，就成了个圆筒筒，往笼屉里一摆，像列队的小塔。她告诉我：“咱这面啊，就得‘拙’着做，越实在越经饿，祖辈们在黄土坡上刨食，没那闲工夫弄精细，填饱肚子才是真。”

哦，原来一方水土养一方食，上海的精致是水乡的灵秀，朔州的粗犷是黄土高原的耿直，就像黄浦江上的游船和雁门关外的老黄牛，走的不是一路，却各有各的活法。

二、这古城墙咋就跟补丁似的，新砖旧砖摞在一起？

在朔州待的第三日，朋友带我去看杀虎口长城。车开到山脚下，远远就看见一段城墙蜿蜒在土坡上，走近了看，心里头“咯噔”一下——那城墙东边是灰扑扑的老砖，掉了皮，长着青苔，西边却砌着崭新的红砖，红得刺眼，像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上海的老城厢我常去，豫园的砖墙修缮得严丝合缝，连砖缝里的灰都调得跟原样儿不差，讲究的是“修旧如旧”，可朔州这城墙，咋就这么“随性”？

朋友看出我的疑惑，蹲下身摸了摸老砖上的刻痕，说：“你看这砖，上头还有民国时候的刻字呢。早些年没钱修，城墙塌了就拿新砖补，后来有了保护意识，才知道得留着老东西。可这黄土坡上风大，雨水也冲，不修不行，只好新砖旧砖搭着来，看着是丑，可它至少没塌啊。”

我顺着城墙根儿走，见着一处断口，里头露出的夯土层层叠叠，像千层饼，颜色深浅不一，浅黄的是新夯的土，深褐的是百年前的老土。想起在上海看外滩的老建筑，修缮时连一块砖的纹路都要拓下来复制，生怕失了原味儿。可朔州的城墙，却像个饱经沧桑的老汉，脸上沟壑纵横，补丁摞补丁，却硬生生挺着腰杆，告诉你：“我就这么活着，破是破了点，可骨头没散。”

后来去了朔州老城，城门楼子底下有个卖鞋垫的老太太，她坐的小马扎就靠着城墙根，鞋垫上绣着“雁门祥”的字样。我问她：“这城墙修得这么‘糙’，看着不心疼吗？”老太太眯着眼笑：“心疼啥？我爷爷的爷爷就靠着这城墙躲土匪，现在它还在这儿，能给我挡个风，就中。修得太新，反倒不像它了。”

是啊，上海的精致是把老物件当宝贝供着，朔州的实在是让老物件接着喘气儿。就像黄浦江边的万国建筑群是西装革履的绅士，朔州的城墙是披挂着旧棉袄